央视《社会纪录》栏目近期采访了一位奇特人物，她从事一种奇特的职业--劝临终病人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以下是采访记录：

　　试想一下，当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亲人突然因病重或者是意外事故，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劝我们作出一个决定：假如不幸发生，能否同意把亲人的器官捐献出来。此时此刻，我们会怎样面对这个残酷而现实的假如，又会怎样面对这个人？这个让我们提前考虑身后事的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孩子，她的角色就是劝临终病人的家属捐献亲人的眼角膜。

　　陈淑莹，26岁，深圳眼科医院的劝捐员。她每天的工作是奔走于深圳各大医院探望危重病人的家属，以自己的方式安慰那些痛苦中的人，并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来意。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死者为大，死无全尸可谓最恶毒的诅咒了。面对垂危病人和他们的亲人，一个26岁的女孩子怎么去跟人家开这个口。在劝捐的过程中陈淑莹又会去承受什么呢？

　　听说这里有两个遭到车祸现在已经脑死亡的病人，陈淑莹匆匆赶过去。由于移植的眼角膜必须在捐献者去世后12个小时内提取，而且病人越年轻，身体状况越好，角膜质量就越好。所以，陈淑莹选择的劝捐对象往往是遭受意外事故的年轻人，劝捐的时间都是病人去世前。

　　洪先生的女儿今年刚满16岁，两天前出了车祸，医院诊断她已经脑死亡，现在靠呼吸机和点滴维持生命。

　　洪家和肇事者争执延续了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里陈淑莹一言不发。

　　陈淑莹：“我心想，这么飞来一个横祸，他现在的父母心情是怎么样？是有多伤心，有多难过。我现在这个时候还去跟他们讲，我要怎么样跟他开口呢？”

　　就在同一层楼的另一间病房躺着杨妈妈的女儿，三个月前她出了车祸，也已经脑死亡。为了救女儿的命，杨妈妈从四川赶了过来。

　　对杨家母亲，陈淑莹也没有提出捐献角膜的事。“每次我看到那些老人家，我就会想到我奶奶，因为我奶奶今年也70多岁了。我就会在想，我突然接到我奶奶如果去世的消息，我想我可能也会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我会非常非常的对不起她，所以每次晚上有什么事情我就会想很多，想到怎么样做，经常会睡不着觉，你看我黑眼圈什么都很厉害。”

　　知道陈淑莹现在做的工作以后，她的父母和奶奶给她寄来这个红结，让她随身带着。

　　在我国有200万到300万由于角膜病而致盲的人。但是由于捐献者太少，所以他们当中只有不到5000人成为幸运者。陈淑莹要做的事就是尽可能使这个比例变小，使那些绝望的人群中再多出几个幸运者。而她，除了一个护士的正常工资以外，也没有任何额外的收入。因为角膜是无偿捐献的，也就无偿提供给患者使用。

　　刚才在布吉医院，陈淑莹和病人家属见了第一次面，陈淑莹说虽然没有提出捐献角膜的事，但对方并没对她表示反感，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她做劝捐员的经历中，第一次跟病人亲属见面是最不容易把握的。“我试过一些都要求看我的一些证件，要不就问我，你做一例你能提成多少钱，或者说你现在把我亲人的器官捐出去了，那你拿出去卖多少钱？不要说是家属，甚至有很多医务人员他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就有一种矛盾。其实我刚开始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比如说要有一个正式的职业装，让你一走出去人家就知道你是属于深圳市眼库的，其实你也是一个工职人员，你不是在搞商业活动。但是，你又有一个矛盾，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去到家属面前，人家已经知道你的来意，他可能根本不会再愿意去跟你沟通，跟你接近。所以你可能连劝捐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每次去，我不能表明身份。我都是先跟他们接近，然后取得他们的信任，知道原来你以前也是做护士的，然后慢慢慢慢把一些话跟你说。”

　　陈淑莹：“不要太伤心，春华现在还没有小孩子是吧？”

　　母亲：“婚都没结。”

　　陈淑莹：“那阿姨有没有想过，如果春华在这边去世的话，这个后事打算怎么办呢？”

　　母亲：“这个不做决定。”

　　陈淑莹：“现在她也还没有走。”

　　母亲：“没有。”

　　陈淑莹：“阿姨，我们现在商量的都是春华在身后，我们这一个建议，那现在我们当然没有要求说，你要立即做决定。只是说给这个建议，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母亲：“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件好事，对我们家里来说，也是在帮春华做一件好事。”

　　陈淑莹：“起码让春华的名字留在深圳，让深圳人民更好的去怀念她。那她到时候就是英雄人物了，那你看她在深圳做了那么多年，死了还有什么心思？死了什么都找不到了，啥也找不到。那起码我们可以把她两片角膜留下来，你可以看到你女儿的角膜在另外一个病人的眼睛里面，你可以知道杨春华她没带走，你看她把光明，她把她的眼角膜给留下来了。那这样对我们家里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以后你老人家再来深圳，可以在公园上面一个纪念碑看到自己女儿的名字，那这也是春华报答家里人。如果春华现在清醒的话，她看到你这样痛苦的话，你说她心里能安心吗？她现在可能比你们谁都痛苦，其实她现在睡在床上她也不好受。”

　　不知道杨家母亲是不是已经明白了陈淑莹的意思，不管怎么说，遇到这种不幸的情况，在这样不幸的时刻，能有人倾诉一下也好。

　　陈淑莹也跟洪家提出了捐角膜的事，由于洪家的反对，我的同事没有拍下这个过程。据陈淑莹说，那天晚上洪家很爽快地答应了女儿死后捐献角膜，但他们还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陈淑莹在自家和肇事方之间充当一个中间人，做做对方的工作，要求对方尽早赔偿，金额不能低于20万。从那天开始，陈淑莹开始了在肇事方和洪家之间的奔波。

　　在接下去的5天里，她平均每天在深圳大街上奔波50公里，跟双方谈话五个小时。陈淑莹说，这还不算辛苦，她给长期卧床的病人做过护理，还曾经给死者擦洗身体换衣服，最后把死者送到火化场。

　　毕竟陈淑莹是劝捐员，而不是调解员，肇事方对她完全不认同，吃了好几天闭门羹陈淑莹才找到了他们。一见面，人家就臭骂了她一顿，说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劳而无功回到病房。洪家说，你没本事就不要干这种活了。走出医院，陈淑莹在天桥上呆了两个小时。

　　陈淑莹：“其实我做这份工作是为盲人，但是这个盲人我也不认识他，也不是我的亲人朋友，但是我是为了什么呢？才六点多钟，接到一个电话我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人家的心情是非常悲痛，我也理解。但是可以说他们可以把把他们的一部分的怨气，发泄到我身上来。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怎么样说呢？那种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我当时特别是看到同行，医生护士穿着工作服下了班，大家开开心心地去打饭吃饭，有说有笑，成群接队的，当时就觉得自己本身是可以跟他们一样的，真的，我就想到，如果我不选择这个行业。”

　　从眼科护士变成了职业劝捐者，从白衣天使变成了与死亡打交道的人，这与陈淑莹的一次特殊经历有关。

　　去年夏天到内蒙古参加一次义务为牧民治眼病的慈善活动中，陈淑莹认识了这个小男孩。“有一个小孩非常可怜，从小失明。我觉得他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他不会像一些小男孩见到陌生人扭扭捏捏的，好像挺害羞的，他不会。但是你一问他说你想不想上学，他就知道，他眼圈就是红的。然后我们说眼睛治好了，能看见东西了，能上学了，高不高兴？他就哭了，就不会说话了。但是一出到手术门口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外面已经站了很大一群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还有医院的院长、残联的一些干部，都拿着哈达在门口。我们一出这个门口，他们都给我们鼓掌。

　　还有几个老奶奶，还有一些老爷爷，做完手术已经看到的，他们本来是可以出院走了，但是他们不走，他们一看到我们就给我跪下来，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就磕头。当时我觉得，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那么大的人从来没有觉得你帮助别人，能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回报。当时就忍不住了，我已经在那里流泪了。去内蒙，可以说给我改变了很大一个人生观，就是说对人生重新充满了一些希望。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上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人、热心人，也还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帮助。”

　　从内蒙回来以后，恰好深圳眼科医院招募劝捐员，陈淑莹立即报了名，并成为唯一最后留下来的护士。

　　那天，正陷入调解困境中的陈淑莹突然想起了一个作交警的朋友，这位交警曾患角膜病变，在陈淑莹的帮助下，靠别人捐助的角膜成功地作了移植手术。在这位交警的出面协调下，洪家和肇事方几经周折达成了赔偿的初步协议。洪家对陈淑莹说，拿到钱以后他们会同意捐献的。

　　《社会记录》记者：“你心情是不是有点紧张？”

　　陈淑莹：“对。怎么说呢，又兴奋又紧张。我都忘了要准备哪些东西，要拿一套这器械。

　　这个就是取眼角膜片用的，这一套就是取眼球用的。一般捐赠者我们都是取角膜片，但是还是备用一套。就说有些家属他如果觉悟高的话，他会同意你整个眼球都捐出来，捐眼球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社会记录》记者：“像这样你劝成功的第几例了？”

　　陈淑莹：“第六例吧如果成功的话。这次也不是最难的，这个还不一定说一定能成功，现在还不一定。”

　　就在这天上午，陈淑莹接到布吉医院脑外科大夫的电话，说洪家女儿刚刚去世，让他们赶紧跟其家属联系，争取12小时以内提取角膜。陈淑莹已经联系过五六十个病人，劝捐成功的目前只有五个。那么洪家的女儿会不会成为第六个呢？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周一至周六23：40首播，次日4：40，15：30重播

　　落花岂是无情物(下)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11月14日首播

　　“我们待会儿把工作服脱下来。现在就脱，不要见到她父母了再脱。一定要以平民的身份接近他，别一去以后给人个印象其实我就是大夫，当一次平民吧。”

　　这两个人要做的事情是，从一位刚刚去世的女孩身上取下她的眼角膜。而他们要面对的将是这位女孩的父亲，一位刚刚失去女儿的父亲。虽然这位父亲已经同意了，但是这两个人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这男的叫姚晓明，是深圳眼科医院的眼库主任；女的叫陈淑莹，是姚晓明的下属，深圳眼库眼角膜的劝捐员，她的工作是每天出入于各个医院，劝即将去世的病人和他们的亲人捐出死者的角膜，帮助那些角膜病的患者。

　　昨天的故事里，一位洪先生(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位父亲)，他的女儿遭遇车祸，已经脑死亡，在医院里用呼吸机维持生命。几天前，陈淑莹找到了悲痛万分的洪先生，劝他在女儿去世后把角膜捐出来，洪先生答应了。但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条件，洪先生说和肇事方还没有达成赔偿协议，要求陈淑莹做对方的工作，尽早获得赔偿金。陈淑莹答应了。在洪家和肇事方之间奔波了一周之后，双方终于达成了赔偿协议。洪家答应一拿到赔偿金就签订捐献协议。

　　正在陈淑莹做取角膜准备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洪家女儿刚刚去世，而家属不知去向。

　　医院委托陈淑莹尽快通知洪家亲属，陈淑莹也同时赶往医院，她要争取在病人去世12小时内摘取角膜。因为只有这样，死者的角膜才能用于移植。

　　洪家的亲属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心跟肇事方做最后谈判，陈淑莹和姚晓明决定先去找到他们，再谈捐献的事。此时，女孩已经去世一个多小时了，时间对于陈淑莹他们很紧迫了。到了事故中心，肇事方一听孩子已经去世，立刻撕毁了原来的调解协议，要求谈判重新开始。

　　于是，洪家兵分两路，孩子的父母回医院料理女儿的后事，叔叔留下来谈判，并且要求陈淑莹继续充当中间人。谈判重新开始，双方就赔偿金额反反复复地争论。陈淑莹和姚晓明也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八个小时以后，谈判终于成功了，而这个时候离孩子去世已经整整9个小时。离眼角膜摘取手术的最后时限已经很近了。

　　洪家突然拒绝捐献角膜，理由是他们怀疑陈淑莹和医院做了手脚，让孩子提早死亡。

　　关于洪家女儿突然死亡的原因，我们《社会记录》的记者曾经找过医院的值班医生，他们说如果有必要，他们欢迎司法机关介入调查。

　　那么，洪家突然反悔是因为悲痛，还是他们早就不想捐献，只是利用陈淑莹呢？但为什么在陈淑莹参与谈判8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不提出自己的怀疑呢？这一切我们也无从推测。

　　向红丽，20岁，来自湖南农村，她说她到深圳就是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刚到深圳不久她就害了眼病。患病毒性的角膜白斑，病毒性角膜炎引起的一些角膜白斑，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角膜移植。中国有200万象她一样的角膜病人，但是只有5000人有做手术的机会，因为这要等到有人捐献角膜。

　　我们今天谈的是角膜捐赠，比这更大的话题则是器官捐赠。我曾接触过一些优秀的医生，他们最痛心疾首的是，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虽然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苦于没有捐赠方，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撒手人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的悲剧既是医学的遗憾更是文明的尴尬。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影响和宣传力度不够，加上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器官捐赠困难重重。陈淑莹的职业本身也说明了这点。劝捐员，一个“劝”字，不正显示了它所遭遇的难度和被动性吗？而在很多国家，捐赠事业发展较快，比如角膜移植，人口不及我们五分之一的美国，每年实施的手术量却是我们的十倍之多。

　　姚晓明：“两个月以前我们到法国去参观医院，我随手拿了一张他们医院放在大厅里的那种宣传册，我感到很惊奇，他有一句语言就非常美“你虽然逝去，但是你仍然用你明亮的眸子注意着，注视着你所眷恋的这个世界”非常优美。”

　　1997年，我们熟知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遇车祸身亡以后，她的器官就救治了6名患者，其中就包括眼角膜患者。

　　向红丽：“假如的话呢，以后假如我这眼睛没好的话，而且我又没有谈男朋友，到时，再加上以后嫁人又是……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我每次早上起来照镜子，我看到我这个眼睛，我心里每次都是这样，我看到我自己子眼睛，心里都是一种不好的想法了。有时候看电视看什么，都会想起我这只眼睛，每次像出去玩逛街，我都会想起我这只眼睛的。”

　　今年8月份，深圳市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份条例规定，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的原则，鼓励个人身后捐献人体器官。这份条例出台以后，人体器官捐献成了有法可依的事情。

　　而陈淑莹成了中国第一个人体器官职业的劝捐者。

　　在陈淑莹因为洪家捐助的事情发愁的时候，同是这个医院里的另一间病房里，躺着杨妈妈的女儿，三个月前她出了车祸，也已经脑死亡，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杨妈妈从四川的老家赶到了深圳。

　　杨妈妈：“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件好事，对我们家里来说也是在帮春华做一件好事。”

　　陈淑莹：“起码让春华的名字留在深圳，让深圳人民更好的去怀念她。那她到时候就是英雄人物了。那你看她在深圳做了那么多年，死了还有什么心思，死了什么都找不到了，啥也找不到。起码我们可以把她两片角膜留下来，你可以看到你女儿的角膜在另外一个病人的眼睛里面。你可以知道，杨春华她没带走，你看她把光明，她把她的眼角膜给留下来了。其实她睡在床上她也不好受。”

　　杨妈妈在女儿去世以后给陈淑莹打了电话，她说她不太明白什么叫眼角膜捐献，但是她相信陈淑莹是一个好人。因为在深圳的三个多月，没有人像陈淑莹这样安慰过她。

　　杨家母亲同意捐献女儿的角膜，医院通知了向红艳。

　　对每一个已经去世的捐献者，陈淑莹都要为他换衣服，还要把他送到殡仪馆，参加追悼会。

　　杨家女儿的角膜移植进了向红艳的眼睛里。姚晓明说她会逐步恢复视力，以后，她就可以用杨家女儿的角膜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当我们与世界告别的时候，难道不该为她更多地留下一点什么吗？或许，对这个养育了我们的世界来说，最好的答谢就是留下身上那些对其它生命有用的东西。你虽然逝去，但是你仍然用你明亮的眸子，注视着你所眷恋的这个世界。

　　手术第二天，向红艳与杨家母亲见面。

　　杨家母亲：“我那个女儿多漂亮，相片拿来给你看嘛，长得多高。”向红艳：“你看到我的眼睛，你就像看到你自己女儿一样，我以后会把你当成我的妈妈。

　　没事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

　　手术后第三天，杨家母亲笑了。

　　不久之后，在深圳市的中心位置将诞生一座特殊的纪念碑，那些器官捐献者的名字将被镌刻在上面。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周一至周六23：40首播，次日4：40，15：30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