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曦 周健 ／文

　　一渠清波，自淅川县陶岔渠首向北溢出，由方城垭口抵郑州，走中原，穿黄河，越华北，穿行1400公里后，最终融入北京的碧水云天。

　　这，是若干年后的场景，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最终的输水脉络。

　　南水北调，一个史诗般的水利工程。而河南淅川15万大移民，无疑是其史诗的源起，厚重无比。于是，带着几分忐忑和崇敬，记者踏上追水寻源之旅，在暮色四合中抵达淅川移民区。

　　历时一周，我们行程数百公里：东线从淅川县城经上集、马蹬、香花抵达九重；西线自县城经老城、大石桥、滔河止于盛湾；南线在渠首乘快艇踏上南王营，于香花宋岗码头摆渡至“小西藏”仓房。

　　我们力所能及地追寻着移民区变迁的踪迹，小心地刻画下其中断面，并将部分展示给读者，企图从社会、经济、人文甚至是历史的视角去袒露其中的细节———如何艰辛而又水到渠成地将“人与水”这个伟大的诗篇开启、续写、完成。

　　永远的南王营

　　杨停有老汉停下手中的活，拄着铁锨，凝目浩瀚的丹江口水库。

　　门前十多米远的地方，大水已经逼至脚下。也许再过不久，杨老汉就要和乡亲们一起永远告别家园，融入淅川县15万移民大军中，远徙他乡。

　　杨停有是淅川县香花镇南王营村村民，当地人都呼他为“老好人”，也有人称之为“名人”，因为他和温家宝总理曾合影照过相。

　　2002年5月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及随行人员“突然”造访南王营村，激荡了这个豫西南的小村。至今，关于总理探“营”的各种版本依然是当地佳话。杨停有与其哥哥杨有政都是有幸和总理近距离接触的村民。

　　“人家温总理穿着、说话家常得很呀。”健谈的杨有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滔滔不绝，“温总理询问我们搬迁、经济收入、费改税、娃们上学等好多情况；特别是南水北调的移民问题，问我们舍得不。我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咱舍得舍得’……”

　　农民的姿态高得羡人，总理的眷顾更让整个南王营感动不已。然而，南王营的未来却令人唏嘘———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南王营地处豫鄂交界处，属丹江口水库淅川境内东线的最南端，翻过村子南面的小山就进入了楚地。建丹江口水库以来，小村已历经多次搬迁，眼下只剩下200多人。据说，在这次大移民中，南王营属于“整搬整迁”的那一种。也就是说，随着水位上升到170米，南王营将会沉于库底，在地图上永远消失。淅川县移民局的官员告诉记者，本次大移民中，类似的村落不在少数。

　　“算上这一次，俺家已经过四次搬迁。”杨停有指着烟波浩淼的水库说，“南王营的老村子和祖坟就在水下。”

　　“今年雨水大，水位上升了许多。”南王营通往淅川县城的唯一出路被大水隔断。村民们显然嗅到了水进人退的气息，不过他们的日子依然恬静而家常，安心等待着“国家安排”。

　　记者乘坐的快艇向北疾驰，回首南王营，大水隔处，青山为衬，近似孤岛的小村美丽无比。

　　即使在水中溶化，南王营也会被永远铭记。

　　香花镇上辣子香

　　车过九重，驶入香花镇境内，一股辣椒香味扑面而来。

　　香花镇拥有全国最大的辣椒市场。在那个不起眼的小镇中间，偌大的“香花辣椒城”中弥漫着呛人的椒香，火红的辣椒堆像一座座小山丘，工人们坐在椒堆中细心地将辣椒分类。

　　香花辣椒已经分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鼎盛时整个市场年销售额达到8个亿。近两年生意不太好做，但今年有些起色：由于受灾减产，辣椒价格已涨至每公斤7元～7.6元。

　　香花镇党委镇政府办公所在地依然是红砖灰瓦，整个大院清幽素净。

　　“香花因辣椒而致富。”在简陋的办公室，该镇党委书记周庆伟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上个世纪80年代，香花镇从日本引进“朝天椒”，结果长势特别好，种植面积从几千亩扩展到几万亩，邻近的乡县也竞相效仿。如今，“香花镇已没有其他粮食作物了”。

　　辣椒产量猛增，香花人心眼雪亮。1992年，“香花辣椒城”破土，该市场占地500多亩，可同时容纳几百个商户。不过，今天整个镇子4.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处处都能觅得交易辣椒的身影，不时传出南来北往的口音。不过地处库区的现实，让这个闻名全国的辣椒名镇同样逃不掉移民的冲击。

　　香花镇共有3万余移民，其中2.1万人需外迁，数万亩椒地也难逃被淹命运，辣椒经济势必受到影响。

　　不过，香花人已绸缪在前了。“未来我们要打三张牌：辣椒、水和移民。”周庆伟说，他希望香花辣椒永世飘香。

　　最后的板桥川

　　掌灯时分，汽车穿行在上集镇一望无际的平川上。“这块平地叫板桥川，是淅川最后一块平地了，听说这回也要被水淹掉。”出租车司机禁不住感怀起来。

　　历史上，淅川县曾是农业大县。

　　该县有三大川———淅川、顺阳川和板桥川，这些川是由河水冲刷而成，低平而肥沃，是当地过去最富庶的地方，素有“粮仓”之称。但自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修建并蓄水后，淅川、顺阳川和约一半的板桥川相继沉于库底。然而，172米移民线的划定，意味着这块面积过万亩的“最后平地”终将不保。

　　板桥川上依然炊烟袅袅，对川上的上集镇蛮子营村1000多村民来说，近来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土坯房虽低矮破旧，但田地中的蔬菜却茁壮喜人，刚播种不久的小麦也已探头四顾，一派欣欣然的样子。

　　“这地好，啥都管种，五粮全。”蹲在门前抽旱烟的汪来老人赶忙起身，热情地给记者一行张罗凳子。村民们说，老人已经76岁了，但由于一些原因，他依然是这个6口之家的“顶梁柱”。汪家只有3亩多地，日子过得清苦异常，但这回“3亩地也保不住了”。据该村村支书甘登荣介绍，该村近千亩的平川地全部在被淹之列，只剩少许坡地。

　　“蛮子营搬家，河逼（何必）的。”当地流传的一句歇后语折射出蛮子营的变迁。

　　村民们说，蛮子营曾有风光的过去。因是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加上每年例行的几次庙会，“四道街”（蛮子营当时所在地）很是繁华。然而，历经三四次搬迁，今天的蛮子营看上去疲惫不堪：土坯房散发着霉味，到处都是坍塌或将要坍塌的痕迹。类似于蛮子营的村子，板桥川上还有10多个。他们守着最富庶的土地，住着最蹩脚的土房，过着清苦的日子。“要搬快点搬。”有人在一旁嘟哝。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村落都在搬迁之列，再过不久，板桥川承载的一切都将被大水抹去。

　　老城记忆

　　赶到老城镇，天空中飘起了细雨，一切都湿漉漉的，犹如老城的记忆。

　　据说，老城镇所在地原系一条少人居住的山沟，1971年淅川老县城被库水淹没后老城关公社机关迁此，为纪念老县城，此地被命名为老城公社，后又更名为老城乡和老城镇。

　　老城镇像一个标本，刻画着淅川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淅川老县城就有相当规模了。”老城镇一退休工作人员现身说法。据说，当时的县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一条护城河绕城一周；整个城市呈正方形，商业区、居民区、学校等分开，布局紧凑而合理；还有城隍庙、魁星楼、天主堂、文兴寺等建筑。然而，随着县城外迁，这一切都已泡在水底，而曾经辉煌的老城也沦为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小镇。

　　新建村原名秧田村，过去就在县城边上，名字的更替让人体味出生存空间的演变。听说有记者采访，村民聚拢过来，抒发着各自的感怀。“俺们的老县城就在几十米深的水下。”一个老汉指着水库远方，双眼迷茫。而眼前，到处都是今年过量雨水留下的涝灾痕迹。

　　1959年新县城择址上集后，老城已被大水两次逼退，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移民遗留问题也较突出。

　　“这一回，老城折腾得也不轻。”老城镇移民所所长肖勤告诉记者。据说，不足3万人的老城约有一半人口成为移民，三四万亩的消落地（也称落差地，水库水位下降之后露出的土地，较肥沃）也将不复存在。

　　可以预见，老城“额头”上又要添上一道深深的痕迹。

　　“小西藏”仓房

　　淅川号称是河南“小西藏”，而仓房镇更像是淅川“小西藏”。此说谓其偏远，交通极其不便。

　　仓房濒临丹江口水库最宽处西岸，北接盛湾镇，西临湖北省丹江口市，东部及东南部与香花镇隔水相望。

　　“去一趟仓房不容易。”出租车司机告诫记者。据说，自县城从陆路去仓房，几乎要跑一天才能到达，且路况不好；而从水库东岸摆渡要快得多。

　　我们选择了水路。上午9时，记者一行赶到香花镇宋岗码头，连人带车挤上渡船。

　　船至中游，水天浩瀚，江风四起，人心悠悠，这是我们跟丹江口水库第一次亲密接触。想这一江清水之于淅川、之于豫鄂两省、之于华北京津又会是怎样的分量和情愫。

　　约11时许，船至仓房码头。眼前的仓房瘦削而安详，与想象中的没什么差别，只是新一轮移民的冲击波已在这个边际小镇击起波澜。

　　“仓房是一个人口小镇，移民大镇。”镇政府官员介绍说。仓房总共只有13个村，万余人口。算上新老移民，仓房的移民人口占全镇总人口的70％以上。如果按172米移民线和环境容量的要求，未来的仓房镇人口和耕地都难以突破“万”字关。不过，可能是地理位置的显赫，使仓房镇成为淅川少有的副处级规格的镇。

　　仓房的土地呈扇面向水库延伸，沿岸与库水犬牙交错。水库水位抬高之后，库周影响带来的交通困难已经显现。“本来走几百米就能耕种的土地，将来需要绕道8公里才能到达；娃儿们上学也一样。”王井村村民的话语中透着焦急和不安。

　　对此，仓房镇有关负责人称，镇里前不久向长江委驻淅川移民工作大组和淅川县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能给这些村子铺设新出路。

　　“新出路？！”太有象征意味了。

　　承受两次共35万移民之重的淅川，何尝不需要一条“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