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每年有数百场投资发布会，各省、市、县很多官员跑来，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很普遍。由于真正引资额不多，又花费了几十万会议费，总得有交代，最后就成了宣传窗口、形象工程。

　　招商热还要泛滥多久

　　本刊记者 张哲诚

　　近年来，很多地区把招商引资看成是提振地区经济的重要举措，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时间各种招商会和城市投资环境评比等活动，并没有改变“雷声大雨点小”的引资状况，却令泛滥倾向日益明显。

　　如今一些地区已把招商指标分配到公务员头上，工商、纪检等毫不相关的部门也有招商任务。江苏某县，甚至连教师都有5万元的招商任务；山东某市的组织部长，也在为完不成招商任务而发愁。

　　面对这股全民招商的热潮，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中国投资环境专家组组长黄静博士。

　　全方位招商？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目前区域之间的招商竞争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阶段，各种优惠政策、投资成本、资源价格的比拼愈演愈烈，好像在打价格战，感觉很无序。这是否是招商市场更形同于“买方市场”所导致的必然结局呢？

　　黄静（以下简称黄）：从总体来看，招商市场确实表现为买方市场，但这并不会妨碍某个区域或某个城市在其局部招商过程中体现为“卖方市场”。其实并非竞争让招商成为买方市场，而是招商引资的错误思路导致的。

　　很多地区由于找不准相对优势和方向，定位不清，所以在招商中诉求不明确，表现为全方位招商。不管什么项目，捡到篮里就是菜。结果显而易见：当你把选择权完全交给投资人，对方在选你选他均可的情况下，你只好和别人比拼价格，不断“降价促销”，招商市场就这样被自己变成了买方市场。

　　于是投资人利用地区之间的竞争，多方谈判，今天跟你谈，明天跟他谈，与一方谈判的时候，另一方就在门口等着，“你方唱罢我登场”。 很多地方紧紧追着投资人走，实际上已经“降价”到政策优惠底限，但居然还可变通手腕来承诺各种“变相优惠”。结果造成国家政策资源的浪费，引资人两败俱伤，投资人渔翁得利。

　　我们主张在招商之前，必须对当地投资环境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找准优势方向，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资源都是有限的，往往只对某一类或几类投资人有投资价值，你不可能吸引所有投资人。有针对性地去寻找投资人，市场的无序竞争才不至于这么严重。

　　其实，投资环境的好坏是相对的，对于不同投资机会的选择，其投资环境的表象是不一样的。一项产业总有一套资源与其对应，依据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进行招商，就有可能打造出局部的“卖方市场”。

　　相对而言，西部的招商引资，由于受交通与市场的限制，更应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招商面更不宜铺宽。比如很多地区的优势在于其自然资源，相对比较单一。

　　无效信息发布会？

　　《南》：如今各种招商会议如火如荼在各地展开，据您的观察，招商效益如何？

　　黄：总体看来招商的效益是很低的，效果很差，比如某市前两年到国外去招商，花费了300多万，结果实际引进的资金也是300多万。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原来在计划经济下，招商部门是往上报项目，报到计委那里，找上级政府要钱，评估项目基本上都是“可批性”项目。而现在要钱对象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投资人、外商，“可批性”必须变为“可行性”了，那就不一样了，投资人关心的是投资下去之后，有什么样的机制来运行并实现项目的投资效益。

　　所以，作为基础工作的项目评估、商业计划书的制作、对外的有效宣传等，都要非常到位。但目前各种宣传不少，但“有效宣传”做得很差。投资人不认可的信息，即使发出来也是“无效信息”。有次我被邀去四川某市看灯会，去前我浏览了一下该市的政府网页，发现两年没更新了，那么谁下次还看呢？这就是典型的有效宣传不足，现在很多地方长官都成了招商宣讲员了，看起来忙碌，但宣传不到位。其实基础工作做好后，反而能自动发挥作用。

　　还有就是招商项目的商业计划书，必须非常详细地描述项目进来以后运作的基础；资源、市场的整合计划；营销通路的打造等。有了通盘的考虑，投资人才敢来和你谈。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地方只有宣传册，鲜有系统的商业计划书，那么投资商来谈什么？谈不起来。

　　专家成了标签？

　　《南》：连招商引资的基础工作都没有做好，招商效益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各种招商会的粉墨登场？

　　黄：现在很多地方搞招商说明会也好，信息发布也好，为了什么？能够引资进来当然巴不得，引进不了也无所谓。他是对照片负责，对录像负责，实际上就是走过场，上上镜头，没有实际作用和价值。但即使为了形象也得做，至少表明他们做了工作。

　　某市2000年时在北京开招商会，请我们出席。后来我们才发现，出席的价值就在于陪同招商官员拍一组照片，我们像标签一样，贴在上面证明其权威性。有次，一位专家以商家的身份在招商会上和当地签下1亿多元的意向性投资协议，其实他根本没钱。说白了这都是在演戏。

　　北京每年有数百场投资发布会，各省、市、县的很多官员都跑来，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很普遍。由于真正引资额不多，但又花费了几十万会议费，总得有个交代，最后就成了宣传窗口、形象工程。

　　指标问题

　　《南》：为规避各种招商隐患，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要先做好投资环境评价，那么当前针对城市的很多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是如何做出来的？

　　黄：主要是一些专家和调查机构，通过预先设立一系列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然后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再根据调查结果来打分。

　　这种事意义不大，此类调查有个严重问题：所调查的指标和指标之间缺乏关联，没有内在结构关系。随机抽样也不具有科学性，如果只找普通市民，不针对投资人调查，就更是如此。

　　打个比方，每个城市都根据一样的指标来打分，最后得出一定分值，那么投资人应该是去投资60分的城市还是80分的城市呢？说不清楚，因为投资环境不能一概而论，要有针对性。严格来讲，很多城市所做的报告只是基本调查，顶多叫做投资环境调查，不能叫做投资环境评价。

　　这些报告在根本上没能真正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进来以后，你有什么资源能够配合投资人在当地可持续发展，比如政策的稳定性，项目的安全性和回报率等等。因为如今投资人不同于早年，不是一锤子买卖，更多考虑的是永续经营。

　　联合国的评价指标

　　《南》：能否介绍一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的专家小组目前是如何帮助各地制定投资环境评价报告的？

　　黄：我们也有一套完整的调查表，针对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历史等各个方面的9类或11类大的因素来进行考察，但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投资者、管理人员和企业，不是普通市民和学者。

　　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所有调查指标和因素是相互关联、套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我们设计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上级指标控制下级指标，每一级的各个指标都有一定的权重，无论下级指标打多少分都不会超出上级指标所占的权重，并且具有横向、纵向的控制，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科学性。

　　我们为引资方制定的投资环境评价报告实际有两份，一个用于对外宣传，一个用于对内改善。“引导投资者进来，指导他们去投资”，这两句话概括了我们根本的指导思想。针对当前在调查机构的排名居前者大张旗鼓宣传，而排名靠后者悄然无声的现象，我们所做的投资环境评价更多是致力于改善不足，挖掘优势。

　　评价的“技巧”：内、外两部分

　　《南》：你们是偏重于研究问题的机构，但地方官员可能希望你们更多渲染优势，这种矛盾对你们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黄：是这样，要求其对内改善的建议并不会影响对外宣传。比如我们在给吉林省某市做投资环境评价时，就很尖锐地指出了当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评价报告有对外宣传和对内改善两个目的，只要把两者适当剥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南》：对内改善的问题，有没有考虑可行性有多大？如果你们发现很难解决，是否还会提出来？比如一个地区不良的官场风气影响了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

　　黄：从投资环境改善的角度，我们的重点放在可操作部分。但如果有体制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我们还是会提出来，并指出哪些措施、哪些地方的做法可以借鉴，这样对方也可以接受。

　　在我们看来，资金引进是短期的；受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制度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的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提升，却是长期的。如果地方官员过于看重短期的政绩表现，地区的长远发展就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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