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郑作时

　　两年前，中国入世在即，新闻媒体对那一年总的判断是一句有点老套的话，叫做：“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

　　“入世”在这两句话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当时的形势判断中，“入世”几乎同时占有了“大事”、“喜事”、“热点”和“难点”这4个要素。16年的漫长谈判、总理的亲自干预、全国上下的不同意见和对入世后的种种猜测，使得入世一时间似乎成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样战战兢兢、且喜且忧的心态之下，中国走进了WTO的大门。

　　而两年之后，当我们回顾这段中国经济的路程，用平和而不是狂喜抑或仰视的心态来端详我们手里已经握有的世贸组织成员这张牌的时候，“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能够最清楚地说明这张牌的作用。

　　是什么让狂喜的心态变得平和？是什么让“农业将严重受损”、“制造业将迅速发展”、“进口车将大行其道”等看起来逻辑上似乎没有问题的推断失去时效？一句话，为什么中国经济在入世之后还是不紧不慢地前行着，而不是像人们在事前预料的那样，出现一个突变以后的拐点？

　　坎昆会议的阴影

　　中国入世以后以世贸成员身份参加的最重要的WTO会议，无疑是坎昆会议。9月9日在墨西哥美丽小镇召开的各国最高贸易官员会议，是要对启动中国入世的那一场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几个关系到WTO自身的问题进一步进行评估，它们分别是农业问题、非农产品的准入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承诺落实问题。其中核心的农业问题涉及到补贴和转基因这两个非关税因素；非农产品主要是指在关税减让的比例和公式上；公共健康和知识产权之间有相当的矛盾，比如说发展中国家能否绕开知识产权而获得低价的药品，来对付如艾滋病这样急需援助的项目。

　　在坎昆会议之前，相关的论者都已经指出，因为各自的利益底线相差太大，所以坎昆会议获得进展的可能性相当之小。而会议的结果也确实不出人们的预料，除了在农业问题上有些微的进展之外，众多部长们在这个小镇里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除了实质性的进展不如人意之外，坎昆会议谈判议题成为难点还暴露了世贸组织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由于成员众多，立场相差过大，世贸作为一个组织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就拿公共健康问题中的药物来说，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病人无法获得最有效的药物，但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中已经普遍使用药物背后跨国公司投入的巨额研发费用，二者一个涉及到人类的生存问题，一个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短期内是不可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统一解决的。

　　对WTO来说，更为致命的是，由于这样的问题无法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所以成员国看来更乐于绕开全球性的经济组织而用地区性的类似组织来获得同样的效果。相对于WTO的困难，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甚至是拟议中的东盟“10+3”都显得更为实际，因为在这些组织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紧密，经济发展水平也更为类似。于是在WTO的全球化呼声中，越来越取得实质性进展、前景较为确定的却是区域化的经贸组织。

　　当中国以世贸组织成员的身份出现时，WTO以前的光环也随之被撕去，这个全球性的经济组织自身问题之多，远远出乎国人之前的想像，对这样一个自身没有简单明朗的组织体系来帮助中国解决问题、进入世界市场的期望无疑也会大打折扣。应该说，坎昆会议是使国人从入世的狂喜之中平和下来的最直接、也是最见效的一帖膏药。

　　转基因带来的空间

　　在入世对中国农业冲击的分析中，一直为农业专家们所担忧的，无过于大豆。除了普遍性的土地要素制约以外，大豆还有一个产品分布的问题，因为中国大豆的最主要生产地在东北，而使用大豆最多的食用油生产厂却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哪怕是从运输成本上来说，从国外进口大豆的成本也高不了多少，况且大豆的主要出口国又是中国最强有力的贸易对手美国，因此入世之前专家们普遍认为入世以后大豆产业堪忧。

　　但仅仅是一个转基因产品条例的实施，就使中国整个大豆产业在几年内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虽然入世以后关税被下调到3%这样一个低水平，但同时中国政府在2001年出台了这个条例，2002年初又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相应地作为最南方的广东地区，2002年对北美和巴西的大豆进口不仅没有随着关税的下降而增加，反而比入关之前的2001年下降了20%以上。

　　对转基因产品进行管理确实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因为转基因产品对人体健康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之所以这一条例的实行会对大豆的进口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是因为按转基因产品管理条例的规定，转基因大豆的检疫必须在到货后送检，这使得出口的风险大大上升。顺理成章地影响了中国的大豆进口。

　　这样一个条例的实行对大豆生产中转基因产品占70%，同时大豆出口量在全球第一的美国冲击最大，所以美国商会在对中国两年来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评估中，转基因产品都位于相应问题的第一位。

　　从这个案例中不难看出的是，虽然WTO是一个具有相当强制力的多边协议，但它只是一个框架性和原则性的协议。在遵循WTO总的精神之下，对一些可能影响本国经济命脉的产业和产品的贸易，各国政府都会保留一些具体的调控手段。而在这其中产生的贸易争端和摩擦，最终还是要靠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双边谈判来解决。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入世而把自己的产业全盘让出，真正推动他们这样做的，只能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同时这个过程还将是一个缓慢而连续的过程，突变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反倾销：贸易的战争

　　在中国入世以后这两年中，一个原来相对陌生的词现在频频见诸于报章媒体，那就是反倾销。不仅是西方诸国对中国产品大量使用反倾销诉讼，而且中国企业也开始对国外产品使用反倾销诉讼保护自己。

　　由于夹杂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所以很难用一句话来全面概括这些与中国相关的反倾销案件的是是非非。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入世给中国的工业产品带来的机会相对较大，使我们有可能将自身的劳动力优势更为全面地反映到产品的国际贸易价格上去，但出口地国家并未做到从相应产业全面退出的准备，从这些产品里产生的反倾销诉讼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比如说电子、化工、钢铁等行业，甚至也涉及到一些小品种的农产品。

　　根据记者对已有的数桩国外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诉讼的调查采访，中国企业在赢得这些诉讼中有根本性的优势，但也有相当的不利因素。优势在于很多中国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成本确实是国外同行业无法相比的，这是中国产业工人胼手胝足含辛茹苦的结果。比如说刚刚胜诉的温州打火机一案，与日本打火机相比，温州同等质量的打火机价格是它的5～10%，但在此背后，日本熟练工人的工资是温州的30倍。

　　这是一个致命的优势，但要把这种优势在全球市场上发挥，中国企业还刚刚起步。在很多情况下，目的地市场对中国经济构成发生的巨大变化认识不多，所以巨大的价格优势一出现，首先让西方同行们想到的就是政府补贴，中国企业需要说服从企业主、商人、贸易官员和法官全系列的人群；另外在这些诉讼中的国外对手，往往是行业中经过几十年历练出来的行业巨头企业，而中国企业缺少与之相应的领头者；此外，中介机构的缺乏、对国外法律的陌生直至完全无知也都是中国企业在赢得这些官司方面的障碍。

　　不过在入世以后，至少有一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府、媒体的一致倡导下，对于面临到自己头上的反倾销诉讼，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沉默。相比于入世前寥寥无几的中国企业应诉，入世后虽然反倾销官司频发，70余起官司所涉及的中国企业几乎无一不起而应诉。

　　这应该是中国产业的希望和未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希望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入世只是为中国经济之水奔腾打开了门上的一把锁。要让中国内在的潜力化为滔天巨浪，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高度协作、不断积蓄力量，中国才有可能把通向世界市场的闸门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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