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秦 朔

　　东北现象，世人争说。

　　国企困境，资源枯竭，叫“老东北现象”；

　　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大量积压，叫“新东北现象”；

　　大量不良国有资产，因“不敢、不愿、不想”处置，无法流动，造成流失，叫“冰棍现象”；

　　政府、企业急于向上要项目、要贷款，国家投入大量资金，项目却都成了包袱，叫“项目怪圈”现象。在不少企业看来，项目是“不要白不要”，贷款是“从来没想还”。至于因体制漏洞催生的项目腐败，就更是触目惊心；

　　“官本位”现象各地都有，而东北似乎更加突出，“印章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效益”。相比之下，东北法治信用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却极不充分；

　　互联网上，关于东北人的论战此起彼伏，例如批评东北人光说不练的，安土重迁的，讲酒桌义气不讲商业诚信的。但新浪网的留言板上，大凡有说东北一个“不”字的，立即就会招来一顿臭骂。这又是东北人对信息的“过度反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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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东北的困境是明摆的事实。以20年为一个周期来看，改革开放之初，辽宁省的GDP为广东的两倍。而在2002年中国的GDP（102398亿元）构成中，辽宁5458亿元，吉林2243亿元，黑龙江3902亿元，合计11603亿元，不及广东一省（11674亿元）。

　　更敏感的一个问题是，振兴东北的橡皮筋还能拉多久？人们担心，假如东北迟迟不能振兴，橡皮筋被拉得失去了弹性，可能再也无法产生弹力。

　　这弹力，当然就是地方、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能力，内生能力。 可移动要素的制约 振兴东北，最大的制约不是在“不可移动的要素”方面（例如土地），而是在“可移动的要素”方面（例如资本，信用，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资本、知识和企业的所有者总是在迁移到这样一些地区—保护产权和个人自主，政府能够接受规则的约束，信用和商业文化发达。这样的地区也许在“不可移动的要素方面”并不丰裕（例如土地面积和自然条件），但由于培育了“商业派生品德”（commercial secondary virtues），因此在吸引“可移动要素”方面成效显著，并最终拥有竞争中的区位优势。

　　今天的东北，有没有所谓commercial secondary virtues呢？

　　某省会市一家亏损大户，因欠款被十多家企业告上法院，依靠出让土地获得数千万元现金。当法院前去强制执行时，政府出面反对，“这钱要留给企业，给职工发生活费。”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长春投下巨资，在8月底召开的一次全省大会上，吉林省一位领导说：“今年1月到3月，沃尔玛在全国共接受各种政府机关的检查80次，而其中的48次都是在长春沃尔玛，几乎每个相关的政府机关都去了，企业哪有时间和财力来应付？”

　　一些外商的印象是，东北招商时承诺得很好，可一旦企业办起来麻烦就来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太大。

　　有报道称，“九五”以来，东北有一个省共中止、撤销外商投资企业3592户，比同期新批企业还多1022户。

　　东北是英雄辈出的地方，从不缺乏像杨利伟这样的精英。但是，个人素质的优势，并不等于市场土壤的肥沃。

　　鸡西矿业集团物资供应公司承担集团所属13个煤矿安全生产所需物资的采购、仓储和供应任务，为堵住采购渠道的“漏洞”，决定实施信息化管理。由于采用信息化手段堵住了以往采购中的“黑洞”和一些人的“财路”，物资供应公司总经理不仅面临企业内外的压力，还接到了大量的恐吓电话和恐吓信，甚至妻子、儿子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在项目实施期间，上下班都需要同事护送。

　　在这样的氛围中，企业家才能要充分发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强大的企业家集群，谈何振兴经济？

　　鲁尔区改造的教训

　　在振兴东北的讨论中，有经济学家提出要学习德国鲁尔区的经验，即采取政府扶持和补贴的方式。

　　那么，鲁尔区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鲁尔区的改造绝对是一个失败的教训。”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布龙对来自中国的记者说。

　　鲁尔区坐落在德国16个州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境内，以煤钢产业著称，尤其是二战之后，欧洲工业的复苏依赖着鲁尔区的煤炭。从1950年至1958年，鲁尔区的煤产量上升20%，钢铁产量上升30%，50年代前后有100万移民进入鲁尔区，该区地方政府也成为德国最殷实富裕的地方政府。

　　但是沉浸在飞速发展中的鲁尔人却耽误了经济转型的时机。

　　从60年代开始，鲁尔区的煤钢工业开始走下坡路，由于煤矿开采深度加大，人工成本过高，从其他国家进口原煤甚至要比当地更便宜。煤矿成本增加，也影响了鲁尔区的钢铁业。“经济结构转型”这个常用名词在当地提了几十年，遗憾的是，至今转型仍未完成。

　　布龙认为，鲁尔区错过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主动转型的时机，面对经济结构的困境，政府采用了巨额补贴的方法以维持当地的夕阳产业。甚至到了90年代，鲁尔区还在花钱培养新一代矿工，而事实上购买进口煤炭已远比在当地开采便宜许多。在煤炭业全面衰退20多年的背景下，继续大笔投资改造夕阳产业以拯救当地的就业市场，事实上反而加重了鲁尔区的衰退。

　　2003年3月，鲁尔区的一家炼焦厂被一家中国公司买下，拆除运往中国山东。这之前，克虏伯公司在多特蒙德的一整座钢厂也被拆往中国的马鞍山等地。

　　北威州政府和鲁尔区以经济补助形式挽留外流人口的做法也成为经济界批评的目标。布龙认为，鲁尔区和北威州政府应该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去经济繁荣的南部寻找就业机会，而千万不要用资金来束缚住劳动力的流动。

　　怀旧思想和补贴政策，像一双温暖的大手，不断揉搓着鲁尔区的那根“橡皮筋”，在缓解其面对的压力的同时，也使得其自身的弹性越来越不足。到上个世纪80年代，鲁尔区不仅成为北威州的包袱，也拖了德国经济的后腿。鲁尔区从德国经济“领头羊”和50年代经济奇迹的“发动机”，跌落为德国经济的“老大难”。在鲁尔区最核心的两个区，至今仍有15%的就业人口依靠政府的补助在煤矿就业。而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这两个地区的GDP和1991年相等。换言之，整整10年，这两个区的经济没有任何增长。

　　在布龙看来，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才是中国经济转型应该学习的目标，即要把钱投到新兴行业中去。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巴伐利亚州，在二次大战后把农业所得赢利投入汽车工业和电子行业，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德国的工业中心从北威鲁尔区转移到了南部的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州。

　　德国权威的IW咨询公司最新的调查表明，在德国13个联邦州、3个市州的经济排行榜上，北威州的经济活力只排在第11位。虽然它的绝对水平还排在第4。经济活力有别于绝对经济实力，它包括公司的偿付能力和无偿付能力的可能性；劳动成本、教育经费、专利申报、人口发展的变化；税收实力、投资比例、国家负债、企业建厂、领取失业金和社会救济人数等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的变化；就业位置和失业率的变化。

　　中国东北地区和德国北威州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它的绝对值还不低（比如GDP指标），但是活力不足，负担很重，新增长点不明显。

　　“去东北化”

　　从全球经验看，受经济景气和产业调整的影响，区域经济的起伏、地区实力的消长都是正常的。这里的关键还是自身的调整能力。记者今年10月在巴伐利亚采访时了解到，该州前几年也深受经济萧条之苦，连总部在巴州首府慕尼黑的西门子公司也大幅裁员，还有一些企业倒闭。但是，巴伐利亚州政府接二连三地发起高科技攻势，用从私有化中获取的数百万欧元促进新材料、软件和生物技术等未来行业的发展，投入大笔资金建设高等院校，以快捷的批准程序和良好的经济环境打动投资者。这种持之以恒的对技术方面的投入，使得过去几年，又有4000多家高技术型企业迁入慕尼黑地区，慕尼黑走在了产业结构转变的前面。

　　对东北来说，是学鲁尔区，还是学巴伐利亚？是走旧的道路，还是勇敢地迈向自由经济，依靠商业文化的发育、投资环境的再造，刺激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让外在的振兴政策和机遇真正变成内生的、内源的改革力量？答案应该是明显的。

　　来自德国的消息说，德国联邦政府给予鲁尔区矿产的补贴，准备从1998年的每年47亿欧元降低到2005年的27亿欧元。鲁尔区官方人士承认，这个削减政府补助的过程被拖得太长。改造老工业区，尽管不能追求一步到位，但也应该早早确定取消补助的目标日期。政府的资金应该更多地投放在创立新产业，培养工人新技能上，而不是用来维持没人需要的产业。同时，人口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不管是鲁尔区还是其他地方的失业工人，都应该选择能找到新工作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百川归海，市场经济的规律谁都无法抗拒。实际上，振兴东北的希望就在于此—今天的东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东北化”，“去计划经济的旧东北”，就能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东北。东北新生的程度取决于它和昨天决裂的程度，东北振兴的步伐取决于它对现代市场经济接受的程度。

　　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东北。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那条橡皮筋恢复活力。因此，东北的出路，就是重新认识、学习、实践市场经济，并且克服一切和市场经济相违背的思想观念、体制束缚和行为方式。

　　在振兴东北的浪潮中，温家宝总理多次说到“新”字。其内核，或许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

　　（本文关于鲁尔区的有关资料，参考了《环球时报》欧览的《反思德国老工业区改造》一文，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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