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们对诺贝尔奖的关注跟对纯文学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诺奖危机与文学失败

　　朱大可（上海）

　　黑铁时代降临

　　1990年似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时间门槛。自墨西哥杰出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之后，二流作家早已悄然成为瑞典皇家学院颁奖台的主角：南非的纳丁·戈迪默（1991）、特立尼达的德雷克·沃尔科特（1992）、美国的托妮·莫里森（1993）、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波兰的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1996）、意大利的达里奥·福（1997）、葡萄牙的若泽·萨拉马戈（1998）、中国的高行健（2000）和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2002），如此等等。1999年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却是一个罕见的意外，他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世界文坛，而后，世界文坛又再度落回到它的黯淡岁月之中；1995年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和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则是半个例外，他们犹如君特·格拉斯的更为弱小的兄弟。

　　我们已经发现，在将近13年的时间里，诺贝尔文学奖发生了大幅度溃退，它几乎已经与一流作家及其作品绝缘；获奖者的争议愈来愈大，一些获奖者被证实与诺奖的世界性标准相距甚远。二流作家J·M·库切的本次获奖再度提醒我们，诺奖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它正在无奈地品尝黑铁时代的硬涩果实。

　　人们最初还以为这场事变是程序出错的结果。曾经有人撰文指出，评审委员会发生了意识形态政变，它扭转了评判机制，使之变得更加倾向于“第三世界”，从而导致欧美优秀作家惨遭“遗忘”；同时，由于严重的文化隔膜，对第三世界文学的鉴定更多依赖于个别专家的“口味”；还有媒体指责有关评审委员的营私舞弊，例如美国媒体就曾经对马悦然先生的“职业道德”提出过激烈异议。但人们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些“细枝末节”并非是诺奖衰微的根本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问题在于其作家来源的总体性短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近年来越来越难找到令人满意的颁奖对象。这从一个侧面揭发了文学全球性衰退的严酷真相。

　　纯文学口味遭到败坏

　　尽管库切是杰出的南非作家，并受到英语批评界的诸多好评，但其成就与君特·格拉斯仍然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在我看来，他的代表作《耻》只是一个普通的叙事文本，除了其中部分场面外，它所隐含的精神和话语力量，完全不足以推翻我们对文学退化的担忧，恰恰相反，它的得奖只能让我们再次见证这一严酷的事实。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预演的“布克奖”，面临着与诺奖非常相似的困境。库切的两次获奖，同时也证实了“布克奖”的危机—由于杰出小说家的缺失，它甚至不得不破例把奖金两度发给同一个对象。对俄语布克奖丛书的阅读，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下列印象：作为一个全球文化重镇，俄罗斯文学也已经“山穷水尽”，它的萎缩正是全球文学退化的一个缩影。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文学在全球的失败变得触目惊心。资本的文化逻辑利用媒体瓦解了纯文学的读者，把他们变成了热衷于话语娱乐的文化白痴，进而又腐蚀作家的灵魂，把他们变成在媒体荣誉和出版利润中打滚的庸人。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浩大口水淹没了文学，所有会打字的人都可以发表作品和成为网络作家。文学的神圣性和神秘性被消解了。失重的话语变得轻盈起来，像泡沫一样被大量复制，堆积在广阔无垠的话语空间里。它们的叫嚣淹没了作家的内在声音。随着话语的平面化和碎片化，文学的深度机制遭到了彻底瓦解。

　　作家可以被分为三类：为资本写作的作家（资本作家）、为政治自由而写作的作家（人本作家）和为本土语言原创而写作的作家（文本作家）。市场法则在扶植大批资本作家的同时，像绞肉机一样扼杀着其他类型作家，令文学与人类的终极使命愈来愈远。文学“二流化”结局已经无可避免。

　　在全球性的文学退潮景观中，中国文学的“二流化”也变得触目惊心起来。它甚至因自己的这种溃退而汇入了文学全球化的行列。我们看到，中国的资本作家正在大量繁殖，他们与书商合谋，对作品进行话语和出版的双重注水，藉此成为图书市场的强大主流。其中，话语注水的方式，是在小说中加入各种情欲、暴力和财富元素，令其变得更加符合市场的原则。而出版注水则更具有迷惑性，其方式通常是加大字号、加入多幅插图、使用加厚轻质纸张，最终把一部8万字的书稿变成了25万字以上的厚度和码洋。此后，经过精心策划炒作之后，这些双料注水书便成了中国读者的“话语主食”。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文学大师”，无异于痴人说梦。

　　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学淡漠症候群”在文学读者中普遍蔓延。尽管此前大陆出版机构早已译介了库切的布克奖获奖作品，但他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仍然相当陌生，其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是如此。世人对文学的无知，与对河外星系的无知完全一致。在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们对诺贝尔奖的关注跟对纯文学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文学机会主义者

　　陷入“诺贝尔情结”的中国作家，仍然在热切地眺望瑞典皇家委员会，指望从那里获得行业最高荣誉。而面对诺奖的二流化危机，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本土媒体炒热的“被提名”华文作家，是否能够从这种新形势中渔利？

　　据我所知，一些中国候选人通常会在9～10月期间保持电话畅通，以便能够及时获得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热烈祝贺。这种期待几乎成了日常生涯的一道必要的程序。但由于用完了留给中国的有限配额，即便瑞典皇家委员会成了“二流作家”的天堂，本土作家在20年之内也不可能再有获奖机会。这就是我所说的“高行健效应”，它一次性地消费掉了诺奖留给中国的稀有机遇，令中国作家的荣誉之梦彻底破灭。

　　这方面的一个生动旁证是，在高获奖之前，前先锋诗人北岛出于对诺奖的绝望，改弦更张，急转为批判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的“新左派”。这一“变身事件”，再度证实了“高行健效应”的“内在魅力”。

　　作家立场的机会主义转换，并不能扭转文学“二流化”的下滑趋向，相反，文学将因此而变得更加势利和庸碌。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被提名的中国作家（莫言除外）都已丧失了经典写作的能力。其中的一些作家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无法继续写作；另一些作家荣升官僚，甚至变成文学的隐秘敌人；剩下的作家则躺在旧日文本上，软弱无力地接受着人民的景仰。中国本土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现状大致就是如此。

　　在这种普遍低迷的态势中，拯救文学的呼声顿时变得时髦起来。一些批评家大声疾呼，要求“重振文学的雄风”，但我们目前尚找不到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能够有效地抗衡资本逻辑的摧毁性力量。暂缓诺贝尔文学奖的衰亡，似乎是目前惟一可行的事务。瑞典皇家委员会不妨丢掉偏见的筛子，从那些被筛除和抛弃的“沉渣”中，重拾那些真正的大师，诸如小说家安伯托·艾柯、菲力普·罗斯、诺曼·梅勒、托马斯·品钦、米洛拉德·帕维奇、米歇尔·图尼埃尔和诗人托·特朗斯特罗莫、约翰·阿什伯瑞等等，此外，国际笔会主席巴尔加斯?略萨和前捷克异议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也可以在候选名单之列。毫无疑问，他们中任何一位的成就，都可抵得上十个以上的“J·M·库切”或“高行健先生”。

　　但是，正如一位文青曾向我反诘的那样：就算他们获奖了，难道文学会起死回生吗？这个责问无情地揭破了文学的悲剧性命运。是的，我们已经痛切地看到，大师丛生的时代正在消逝，而那些上世纪残剩的大师们，早已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他们的身影逐渐遭到了话语尘土的遮蔽。他们无力继续主宰文学，只能被盛行的时尚趣味挤到街角，轻蔑而无奈地睨视着这个喧嚣的世界。这个场景，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提供了真实残酷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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