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日前，武汉警方破获了一起大规模雇佣“枪手”代为参加全国自学考试的案件。“枪手”之多，组织之严密，为历来所罕见。

　　考生为什么以身试法？从就业层面分析当然不难找出答案。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本身是不是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如果我们的考试注重能力的测验，强调平时的学习成绩，还会不会出现这种全国统一考试大作弊的现象？

　　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制度上的困境。教育主管部门不信任学校，学校不信任教师，因此，最有权对学生的平时学习效果进行评判的教师就没有了考试权。由于教、考分离被认为是提高教学水平的一大法宝，所以，围绕着考试环节就衍生出了许多新的产业，代考当然会形成一个地下产业。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下面，素质教育变成了考试培训教育。“枪手”其实是当前教育体制催生的一个怪胎罢了。

　　如果不改革中国当前的这种教考分离状态，如果不克服当前教育体制面临的困境，“枪手”行业还会发展壮大。这种基于彼此的不信任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不但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严重背离了教育的目的。

　　我们注意到，教育主管当局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如果赋予教师考试权，在某些地区某些学校确实会出现失控的局面。但如果不赋予教师考试权，不但会衍生出“枪手”行业，而且今后不知还会发展出何种考试的作弊方法。

　　“枪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催生“枪手”的教育产业化以及产业化背后的既得利益者。在任何一个国家，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在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获取文凭。只要教育机构和教育主管当局垄断了文凭的发放权力，只要教育主管当局把考试当作一个产业抓住不放，我们就不能指望考生放弃通过非法的手段进行博弈。什么时候，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了自主发放文凭的权力，什么时候教育主管当局不再插手具体的教育事务，“枪手”作为一个行业才会逐渐消亡。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当局把考试当作产业来独家经营，却指责别人不按规矩买卖。“枪手”固然可恶，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只有当教育主管当局把教育权真正还给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学校，并且由学校的教师根据教学情况独立对考生作出评判，教育的目的才能实现。（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