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背 景 流浪者在长沙救助站门前死去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11月10日下午，一辆出租车将一名流浪者送往长沙市救助站。2个小时后，该流浪者在救助站门前的电线杆下死去。

　　据目击者介绍，这名流浪者是10日下午5点多钟被4名男子用一辆出租车送到救助站的。4人还和救助站工作人员说了好一会儿话。但后来，4人却没有将流浪者抬进救助站，而是将他放在救助站外的一根电线杆下后迅速离去。有居民担心该男子会被冻死，便拨打了“110”和“120”。“110”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该男子已经死亡。

　　《长沙市“110”社会联动实施办法》规定，被送往救助站的人员如果是危急病人，只能由“110”将其送往指定医院进行治疗，康复后救助站才能接收。直评救助站外怎有“冻死骨”

　　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人们普遍认为孙志刚式的悲剧已成为过去。然而长沙这个流浪者的遭遇，不啻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指望一部法律法规的颁布，就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实在是不现实的奢望；良法还需要良好的运作机制保障实施，才能出现良效。

　　毋庸讳言，如何对待危重病人是各地在救助管理中存在的一道难题，有鉴于此，长沙市专门出台规定：如果需要救助的人员患有疾病，需要救治，应该首先通知“110”，由“110”送往市公安局指定的医院对其进行治疗，等到其康复后，由医院开具诊断证明后再由救助站负责救助。但救助站却从“先治疗后救助”的规定中寻得推脱责任、拒收患病流浪者的借口。当收治遭遇急救、当活生生的生命遭遇硬邦邦的规定，前者就要让位于后者，急救被利用为不收治的托词、生命被僵化成法规的注释。

　　法律之效其实是执法之效。具体到救助管理工作，是教条地恪守法规原文，还是深悟法规条文背后的寓意。贯彻执行法规的精神，决定着法律法规的实际收效。

　　一个生命的逝去，促使“良法”淘汰“恶法”；又一个生命的逝去，希望能确保今后“良法”结出“善果”，尽管以生命为代价惨痛了些，但这种标志性的法治进步仍为我们所祈愿！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1月14日 文/陈光链 接 上班族拿起DV拍小偷

　　北京国家图书馆附近的过街天桥上小偷肆虐，但报警电话却叫不来抓小偷的警察。据了解，桥的西面归紫竹院派出所管辖，桥的东面归大钟寺派出所管辖。这两个派出所都认为，桥上部分不归其管辖。因此，桥上的治安问题始终无人问津。因为听腻了“我们只负责马路东（西）片的地区，桥上不归我们管”的话，附近的上班族于是拿起手中的摄像机：“没人管我们管。”（详见本报11月13日A13版）纵论为何会出现“该管不管”

　　国家设立救助站的宗旨就是救助那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一杯热茶，一顿饱饭，一个温暖的房间，一个打给“110”、“120”的电话，都有可能使那些病重甚至病危的流浪人员的生命得以延续。警察抓小偷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法律是不允许警察在违法犯罪面前袖手旁观的。而现实中，这种“该管不管”的事情却并不在少数。人们不禁要问，本来是为了落实任务、明确责任的制度，为什么却成了一些人失职行为的“挡箭牌”？

　　我们知道，法治社会首先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即所谓的良法。但是，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穷尽天下之事，它还需要有一个有着强烈的责任心的政府机构和司法机构。显而易见，就文前的两件事情来说，政府有关部门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是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主要原因。

　　但是，问题远不仅仅于此。长沙救助站的事情被媒体披露已经一个星期了，面对极为愤慨的长沙市民，事发单位及其上级领导没有拿出丝毫的积极措施，也没有给市民一个满意的答复。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北京警方的行动还是非常迅速及有效的。事情见报的当天，海淀警方即派出了治安人员在过街桥附近巡逻。海淀警方的有关人员还表示，在进行相关的调查后，将根据首问负责制，对推诿报案者的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也看到了舆论监督的无奈，它促使我们对我们现有的制度进行反思。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监督机制中尚缺乏一种及时有效的“纠错功能”。

　　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制度得以实施的保证，也是加强政府官员、司法人员责任心的保证。完备的法律制度、高素质的政府官员、司法人员和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三者缺一不可，这是我们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最终目标。这就是救助站不救助、警察不及时抓小偷带给我们的启示。

　　摘编自《法制日报》11月17日 文/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