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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忠民

　　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一个日益凸显的重要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会存在着弱势群体，其成员一般多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大量的弱势群体成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包括身份依然是“农民”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弱势化趋向。

　　从人数上来看，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成员在迅速增加。失业及下岗工人已达1400万人，而且失业一年以上、下岗三年以上者的比例高达50%以上；农村有1.5亿人左右的富余劳动力，其中包括4000万人以上的缺乏最起码生存保障的失地农民。从其基本的生活状况来看，工人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像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十几年来长期维持在500元左右，而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张家口的“农民工”月收入只有150元左右。这种情形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幅度是极不相称的。从基本权利的维护来看，为数庞大的农民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待遇，缺乏起码的表意渠道。工人则不但要面临着“减员增效”所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换员增效”的压力，即用廉价的、不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农民工”来替换成本相对过高的现有工人的压力。从劳动技能上看，为数一亿左右的“农民工”就总体而言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而工人中的高级工的比例只有4%不到，初级工的比例则高达80%左右，许多工作能力和劳动技能处在最佳状态的40-50岁的工人提前退休或失业。这种现象所带来的，是中国的工人及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的严重下降。从同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基层机构来看，财政援助能力几乎枯竭。以农村为例，乡镇平均负债408万元，村平均负债21万元。

　　显然，假如上述情形不能够得以大幅度改观的话，那么便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缺乏基本的发展平台，其基本的家庭财富难以得到可预见的必要积累，一句话，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程度必定会呈加剧的趋势。

　　社会转型的基本目的不仅仅是要积累社会的总财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基本目的是要形成一整套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正规则体系，形成一整套社会群体之间良性的、有益的互动规则。而上述情形恰恰是妨碍了公正规则体系的形成，所以，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广泛而久远的。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征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一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抵消发展的成果，使发展的本义亦即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目的难以实现，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有效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难以实现。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现象还会使消费市场日益萎缩，削弱内需拉动力，严重降低中国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中国目前的内需拉动力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其关键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群体的消费能力极为有限。尤其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必然会使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出现相反方向而不是同一方向的移动趋向，即：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同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改善是脱节的，而不是同步化。当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和抵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定会进一步引发社会的不安甚至是社会的动荡。

　　当我们引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语句时，切莫忘记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另一段话，否则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就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为了尽可能的降低中国社会为改革和发展所付出的成本，为了避免可能的社会动荡，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现在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一日趋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