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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怡/文

　　最近冬季征兵工作，冒出一个不太和谐的报道，即要求曾经是SARS患者的治愈者，不要参加征兵报名。理由是谁知道有没有治愈，有没有潜伏的后遗症呢？并且还拿军队高密度的集体生活来强调万一的危险性。

　　谁啊，谁知道呢。这句话的背后潜藏着我们内心对一切不可知事物的不安全感。前不久一位朋友曾问我敢不敢和艾滋病人握手，我说当然可以，艾滋病是绝不会通过握手传播的。但他说，这是尚未攻克的绝症，科学日新月异，万一哪天发现握手也有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呢？我记得在当年为艾滋病人遭受的歧视而抗争的美国电影《费城故事》里，扮演律师的丹泽·华盛顿也曾这么问他的医生。我是这样回答的，假设有万分之一的概率，第一，不是和我们上街被车撞死的危险差不多吗？第二，和你握手的人也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所以你的问题不是“敢不敢和艾滋病人握手”，而是“敢不敢和人握手”。

　　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注意到，当我们谈论正义时，自由和平等总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但群体的安全在内部的法律秩序中，总是被置于较次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安全感是和信息有关的，有关部门之所以觉得有SARS病史的人是不安全的，正是出于我们的无知。而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的一种命运，用哈耶克的观点说，我们的知识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一个中心掌握全部的知识。因此也就不可能会有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拥有绝对的安全。

　　如果把增强人群的各种安全放到过分重要的地位，就将必然直接伤害某些人的平等和自由。因为当危险尚未发生时，安全仅仅和某种概率有关。刑事法学史上曾有一种理论，根据某些生理指标把一些人视为“虞犯”，也就是有可能犯罪的人。这个虞犯人群的犯罪率在统计上的确比一般人群高。就像把有SARS病史的人排除在征兵之外，甚至排除在更广泛的就业和生活之外，那么从概率上也的确可以增加剩余人群的安全感。但概率是这样一个冷漠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每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价值被数学化了，换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政策中，有SARS病史的人根本就不再是人，至少不再被视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毫无道理地把我们自己的安全凌驾在这个少数人群之上，暗含的意思就是我们比他们更重要。这是一种无耻的暗示，它违背了人人平等原则，它是怯懦的，以至于仅仅倚仗人数上的优势去支持这种暗示。

　　同时，概率也是集体主义的概念。但每个人生而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条)的意思，就是我无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如果我是一个有SARS病史的人，社会无权要求我为其他有SARS病史的人负担一种连带责任。如果我是一个黑人，社会也无权根据黑人的犯罪率在统计上比白人高，而要求我为黑人这个群体的犯罪率买单。我首先是我自己，我是王怡，而不是一个黑人，一个有SARS病史的人，甚至一个男人(比如“男人都是坏人”这句话就是对我的严重歧视)。社会怎么对待我只能取决于我做了什么，而不能取决于和我类似的那些人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这句话不仅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分享他人的劳动，人都在分担来自他人的风险。只要社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某一人群具有一种现实的、高于一般的风险，社会就绝没有权力在任何方面歧视他们，要求他们作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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