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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沈丁立

　　近来，关于白宫高官涉嫌泄露秘密特工姓名和身份的“特工门”案件已越闹越大。去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委派美前驻加蓬大使约瑟夫·威尔逊前往尼日尔，调查关于英国提供的萨达姆欲从尼日尔购买制造核武器的“黄饼”铀的情报是否属实。经数月调查，威尔逊确认此情报错误，并及时向中情局汇报。但在布什总统今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他还是加上了“萨达姆寻求从尼日尔购铀以制造核武”的一句话，有意夸大了伊拉克的威胁，从而为其先发制人的战争寻找口实。

　　今年7月6日，威尔逊在《纽约时报》公开了上述事实，从而引起某些美国政府人士不满。7月1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专家罗伯特·诺瓦克文章，引述匿名政府高官的透露：威尔逊的妻子瓦莱莉·普莱姆为中情局的秘密特工。

　　目前，美国各界普遍怀疑，这一泄露源自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罗夫。这起“特工门”案件，在美国也已引起轩然大波。中情局已向美国司法部递送了“犯罪报告”。10月30日，美国司法部正式通知白宫，将对这一事件全面调查。

　　按各国常规，泄露本国情报人员的情况，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必以重罪判治。就连美国自己于1982年颁布的《情报人员保护法》中，这类犯罪也是属于重罪。但依笔者判断，此次调查很可能不了了之。其原因，则同美国的政治文化密切有关。

　　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府是个必需的“邪恶”。这种理论认为，就其本性而言，政府永远有其私利，因而永远不可能正确。但社会和国家的运行，还是离不开政府。所以，在保持政府存在的同时，有必要对其权力予以制衡，限制其规模。这时，制度制衡和舆论监督就是十分重要的手段。

　　就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民众崇尚爱国，但在确定政府错误的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不惜违反保密守则，向媒体与公众泄露政府情报，以期利用社会和舆论的压力，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仍是屡见不鲜。这类泄密者，被称为“吹哨子者”。对出于社会正义而透露政府机密者，美国社会通常是赞赏和鼓励的。

　　美国政府对政府人员的这类泄密行为十分头疼。它不是不想对此予以制止，但无奈基本制止不住。因为在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多数民众的价值观是：在泄密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保密有可能使政府失去制衡从而更加危害国家安全这两者比较，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前者，尽管两者都具有带来危害的可能。

　　美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在经过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后，早已深入人心。是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载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详情的内部文件，之后《华盛顿邮报》也紧跟其后。媒体所泄露的事实，与美国政府对公众的宣传大相径庭，表明政府在越南战争的陷入程度上，在长期欺骗公众。

　　尼克松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其司法部长下令，禁止媒体继续刊登政府文件。但在6月30日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政府败诉。这一史诗般的事件，进一步确立了美国政府人员对外泄露秘密的政治文化，对制衡政府起到了历史性的示范作用，美国因此而加快了撤离越南的进程，而“吹哨者”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这位当时美国国防部的参谋，也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永远的英雄。

　　尽管白宫高官泄密，严重违反纪律并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应该得到制裁，但从美国的历史传统看，要揪出这次“特工门”的泄密者，就意味着对美国现行“新闻自由”的制度以及媒体制衡政府的定位进行挑战。这就触及对容忍有限泄密和不容任何泄密利弊比较的新辩论。在“9·１1”事件之后，美国社会增强了自律，更从保守的角度来诠释爱国。但这次事涉布什亲信，调查结果会如何，用布什本人的话来说，“泄密者的身份可能永远不会被查出来”。

　　1994年，美国曾发生著名的“O.J.辛普森”案件，该案件以大陪审团认为辛普森在刑事案上无罪而结束，从而一直使美国民众困惑：美国的“民主”制度究竟是用于保护公益，还是其本身也会被滥用。这次的“特工门”再次向美国敲起警钟：每个公民都必须在权力和自律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