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马胜利、汪海、邹凤楼、冯根生等20人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

　　●16年后，马胜利被免职后拿135元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共900元。邹凤楼退休工资534元，靠儿子接济生活。汪海把双星集团的资产从800万做到了44亿。冯根生贷款270万购买了青春宝集团2%的经营者股份……

　　■外滩记者 李杨/报道

　　“我和老马都是庄户人；老冯也差不多，苦出身。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戴着红帽子的汪海笑咪咪地指着对面窗边的黄春萼：“那是个臭老九，跟咱不是一条心。”尚海涛讲了句打抱不平的话，汪海凶巴巴地说：“你个煤黑子，少掺乎。”

　　时间是11月13日晚，一行人在西湖的游船上，摇摇摆摆，嘻嘻哈哈。

　　“你可知道他们是谁？”汪海扭过头来，问导游小姐。

　　他们是谁？

　　他们名动天下，是16年前的事了。

　　1987年4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向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颁发“金球奖”。这些国有企业当家人中的佼佼者构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颁奖典礼上，中国企业家协会、企业家联合会同时宣告成立。

　　物换星移。16年来，这20位企业家的“前程”天差地别：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和青岛双星总裁汪海、烟台港务局局长朱毅是硕果仅存的“常青树”，其他的或退休免职，或升迁转行，还有的叛逃出国，甚至锒铛入狱。

　　作为改革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千百万中国人的心。

　　2003年11月13日，冯根生、汪海、朱毅与原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原鞍钢总经理李华忠、原中石化副总经理王春萼、原熊猫电子总裁陈祥兴、原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尚海涛等十人相聚西子湖畔，参加了15年坎坷岁月后的又一次聚会。

　　汪海仍喜欢大笑，

　　声音高八度

　　63岁的青岛双星总裁汪海在酒桌上嘻嘻哈哈、声音高八度，就像一个大孩子。在会上拍胸脯，宣布要拉“穷哥们”马胜利一把的，只可能是汪海。这个老共产党员同时以“佛文化管理”扬名海外。

　　只有当你坐在他身边，短暂的沉默之后，“农民式的狡猾”才开始显山露水。

　　“双星是鞋业唯一的国有大厂，被民营企业包围了十几年，从给人做鞋发展到给汽车做鞋（轮胎），资产从800万发展到44个亿，五大支柱产业‘人山人海’，所以首先要管好人。”汪海解释他“佛文化管理”的背景：“佛教是传统文化，不是政治。中国人重视道德，我就告诉工人：搞好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行善积德，效果明显。双星的管理是制鞋业最好的，有什么不对呢？”

　　“很多人说你搞迷信、个人崇拜。”

　　“告我的人民来信可以装一卡车。两任市委书记都支持我。假如没他们，一百个汪海也完蛋了。”汪海语调低沉：“我挺过来了，是因为我成功了，如果业绩倒退试试看？企业家要提前操作，他干的事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开职代会举手通过，那纯粹是神经病、搞形式。新政策连大多数工人都理解，要企业家干什么？做鞋是劳动密集的，哪里落后上哪去。我是主动转移，到沂蒙山、大别山、大西南、大西北，当年谁理解了？以后也许到非洲去。”

　　言谈中，汪海对耐克颇不服气：“如果中国人不穿、美国黑人不穿，他的工厂得关三分之二。我这双鞋卖400块，耐克至少要敲你1200块。”

　　话虽如此，2001年开始，青岛双星也开始推高档鞋品牌：“双星名人”。虽然要玩时尚，汪海至今拒绝请品牌代言人。“我比乔丹俊得多。我在双星干了30年，是最正宗的形象代言人。”他认为击败跨国企业的机会取决于“中国人的骨气”。这个“每年收入十多万”的双星总裁自言重“名”轻“利”：“我不炒双星的股票。庄家坑的是下岗工人。双星是青岛上市公司里头最稳的。”

　　“您在双星干了30年，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记者问。

　　“你这个问题有封建性。‘接班’无非就是不传宗接代，找个义子而已。”汪海的回答十分高调：“我要的是‘品牌接班’：双星牌子不倒，缔造者是我，就行了。我不反对接班，但不能指定接班。”“把汪海和双星分开就不存在汪海。”他在谈话中一再强调。

　　记者所问、汪海所答都有所指。

　　日前，某媒体刊登了名为《一个人的双星》的报道，批评汪海任人唯亲、搞个人崇拜、轮胎业务存在问题等。“他们没有对我们进行采访，文章里的亲属名单有的是错的。”双星集团宣传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马胜利的哭泣

　　“我只有66岁。看上去老了，因为我比较坎坷……”马胜利抽泣起来，摆摆手退回了座席。全场默然。

　　稳定情绪后，他重新登台：“见到老朋友，一激动就不好说话了。”

　　相对于冯根生、汪海等人，两获“五一劳动奖章”的原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虽然事业处于低潮，知名度却要高得多。曾是改革标志性人物的他被免职后拿135元工资（当地最低生活费），“连吃饭都不够。后来给补到400块。我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加上政府津贴才900块，好几口人呐。我就在省政府、市政府门前卖包子，跟要饭的一样，倒交了几个好朋友。”

　　“我清清白白几十年，不能卸磨杀驴。好的时候完美无缺，不用你了，一松手摔死也不管。”令他难过的是，“1995年到现在，没有一级领导来看过我。退下来以后，没人给我报过一分钱医疗费。我能吃能睡，不去医院检查。”

　　后来马胜利又办起了造纸厂，卖“冤枉”牌的卫生纸、“窦娥”牌的卫生巾，餐巾纸是“六月雪”牌的，“工商局不注册就不注册”。回首往事，他憋了一肚子气：“改革有三大阻力：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官僚主义。马胜利造纸集团的失败，在那种环境下是必然。换了领导就不支持我了。1989年上半年，我98%的产品出口；下半年，一吨都没有。因为连电都不给我了。”他同时也反思自己：“个人英雄主义，急于求成。一下子搞了100个厂，连小组长都出去当厂长了，能搞好吗？鞭长莫及啊。”

　　“我还想把马胜利造纸集团搞起来，不想放弃。有汪海、冯根生两位老兄撑腰，我的胆子更大了。”说到最后，马胜利又来了精神：“老马不是不行了，有经验、有教训，可能比过去更成熟、更老练一点。”

　　老国企明星命运各异

　　国企管理者的合理回报是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原湖南醴陵国光瓷厂厂长邹凤楼的遭遇令人同情，甚至因此被总结为“邹凤楼现象”。

　　“我是1978年当的厂长。1984年我搞厂长负责制，争自主权，效益做到全国第一。1989年我已经59岁了，组织部门没有叫我下，但有个规定：55不进班子，58不留。我退休的时候工资284块，后来补到534块。”他没有说明的是：每月医药费10元。不仅无法和同级公务员相提并论，比晚他几年病退的普通工人还要低。如果不是靠孩子的接济，他绝对掏不起看病的费用。

　　虽然如此，72岁的邹凤楼依然表示：“我要提醒年轻的企业家，正确对待金钱和权利。国光瓷厂是有教训的，东西都卖了。”会后，邹凤楼告诉记者：“儿子、儿媳妇都在深圳，有自己的事业，不是我安排的。这次会开完就到深圳去过年，那里暖和。”

　　原熊猫电子集团董事长陈祥兴是工程师出身，有广泛的社会联系，退休后主要为国际合作“穿针引线”。他明确提出了国企领导人的医疗保险问题：“不同时间不同待遇。我们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退下来以后，医疗保险的差距很大。”

　　去年7月，在中医药领域干了55年的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受到杭州市重奖300万元。今年非典期间，该公司在全国率先宣布不涨价，在承受经济损失的同时稳定了浙江医药市场。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冯根生表示：“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个性。国有企业的工作要得到上级的支持，但是你当你的领导，我当我的厂长。”

　　对于青春宝和青岛双星的“长盛不衰”，原中石化副总经理黄春萼的判断是：“他们有良好的企业家素质、形成了自己的权威，政府不太管他，他敢对领导拍桌子，这样的国企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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