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一个月前，我去德国参观的时候，曾重点参观过德国国会的信息公开系统。

　　总体上说来，德国国会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透明。德国国会下设一个处，大约有十多个工作人员。他们的副处长陪同我们参观了国会的信息公开系统，“尽可能地向民众公开国会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职责。”这位副处长说。

　　这种公开首先是保证民众自由地参观国会大厦，旁听国会的各种会议。

　　德国国会大厦是个非常漂亮的建筑。这里曾是著名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地，二战中被战火所毁，后重建。两德统一后，德国仍把国会设立在这里。只是由于办公场地不够，在其后又修建了一些办公楼，新楼和旧楼之间有地下通道连接。

　　在开放时间里，人们可以免费参观国会大厦。这种参观只需要履行一下安全检查的手续就可以了。

　　国会大厦的大会议厅有点像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当然，它的规模远没有人民大会堂大。会议厅分上下两层，下层是议员们开会的地方，上层是挑出来的，像剧院的包厢，大约有400个座位，是供民众旁听议会会议的地方。在上层靠前的座位上，可以非常真切地看到每一个议员的一举一动。德国公民可以自由地旁听国会的会议。 国会还把每一次会议，不管是全体大会还是专业技术委员会的小会议，都制作成电视节目，然后免费供应给全国的电视台。（当然，电视台如果不愿意用国会提供的节目，可以自行拍摄会议过程。）

　　另外，所有的会议的电视画面以及文字记录，从1949年以来的，都被保存了下来，供公民查阅。

　　除了旁听、电视，互联网也被广泛地应用。每一个议员都有了自己的个人主页，其中大部分议员自己更新自己的网页。通过互联网，公民可以更多地把自己的意见通过议员而表达出来。

　　刚从德国回来后不久，我就听到上海人大也会有类似的举动。

　　11月12日，15位普通上海市民旁听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我们的记者跟踪了这次旁听全过程。事后，这位记者兴奋地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了不起，他们非常认真、也很专业，对很多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原来的计划只是报道普通市民旁听市人大常委会议的过程，在听到这些话之后，临时决定把常委会上讨论的内容报道出来。本期A7版记录了那一天常委会会议上，关于公积金的一个质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能帮助更多的民众知道，上海的人大代表是在如何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如他们的称谓“人民代表”所要求的那样。 不光是上海，全国各地的人大都在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北京、浙江、河南、陕西、湖南，以及一大批市一级的人大。在山东，省人大甚至还承诺要解决济南以外的旁听人员的食宿问题。

　　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时的人大委员长李鹏就指出，建立公民旁听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的制度是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希望这种努力能够继续下去。

　　两起特大杀人案的警示

　　■李曙明

　　本周，两起骇人听闻的系列杀人案告破。一起是杨新海涉嫌杀死65人、强奸23人案，一起是黄勇涉嫌杀死17人（大多是中学生）案。

　　这两起大案的告破，按说，我们的感受似乎应该是“幸亏没有死在他手里”的庆幸，和“再也不会死在他手里”的轻松。但是，向我袭来的却只有恐惧和不安。

　　我们的恐惧和不安不仅在于疑犯杀人的数量之多，更在于他们杀人没有目的。针对2001年靳如超制造“石家庄爆炸案”，有评论家指出：“恐怖主义已在身边”，“把暴力加诸无辜平民，把恐怖留给整个社会，是彻底的丧心病狂”。当杀人不再是一种“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复仇，而是通过“爱谁谁”的方式实现报复社会的时候，这两起案件用行动提醒我们：恐怖性质的犯罪，就在我们身边。

　　恐怖犯罪已来到面前，我们惟有正视，而没有任何退缩的空间。能否给予这种犯罪及时有效的打击，是能否遏制其蔓延的关键。杨新海案中，杨从2001年开始作案，历时两年多时间，也早上了公安部的通缉令，案件却一直没有侦破。这次告破，也是偶然为之（夜间碰到巡逻警察，杨撒腿跑，被追上。戏剧性结果给人的回味空间是：如果当时他不跑，是不是现在仍然“没事”）。当恐怖犯罪步步紧逼，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要通过偶然的方式侦破时，“杀人狂魔”提醒我们：迅速提高侦破水平，才能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

　　按照警方的说法，杨新海曾经“三进宫”（多次入狱），反侦查能力很强。一个例子是，只有1.62米身高的杨，在流窜作案时，却经常穿一双很大的鞋子，并垫高鞋跟，给人一种个子很高的感觉，因此不容易被警方发现。也许是杨新海“高超”的反侦查“才能”，才有可能在杀死60多人后才被缉拿归案。

　　杨新海选择对谁下手，随机性很强，防范起来的确困难。但是，“灭门式”犯罪一再发生，百姓却没有得到来自有关部门只言片语提醒的事实，难免让我们有这样的假设：如果信息披露能够及时一些，公民因此提高防范意识，提高警惕，某些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即使答案是否定的，及时披露犯罪信息，也可以表明政府打击犯罪的坚定决心。相反，有关部门“不破不立”、“不破不报”，致使公民对破案之前的相关信息不甚明了，不知道危险在哪里，甚至直到破案后才知道自己身边原来“潜伏”着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两起罕见的杀人案带给我们太多反思。而反思的目的正在于，不让灾难再发生。

　　炫耀性消费是富人的权利

　　■曹林

　　一场耗资几百万的婚宴，让整个高州城大开眼界——据《羊城晚报》报道：广东高州一位老板11月13日为儿子举办超豪华婚礼，车队由劳斯莱斯、奔驰开路，84辆花车缓缓绕高州市区一周，排场很大；婚宴后的晚会现场设在高州市政府广场，请来了歌星李克勤和杨钰莹表演助兴，整个广场被3000多名观众坐满，高州市电视台在场地旁边设了临时转播台，街头店铺里的电视直播着晚会的盛况——从84辆花车巡城到晚上11时晚会结束，整个高州城足足热闹了一天。

　　看到百万婚宴盛况，笔者脑海里突然浮现起另一个同样热闹非凡的场面：安徽省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当年为庆贺自己“荣登书记宝座”，竟耗资200万元搞所谓大“阅兵”。他命令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学校停课，自己站在敞篷汽车上，“人模狗样”地向列队肃立的司法系统干警、土地税务工商干部、中小学生频频挥手，扯开嗓子大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并志得意满地接受“首长好，首长辛苦了”的欢呼。

　　同是热闹得让万众瞩目、全城沸腾，同是耗资数百万之巨，同是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但由于炫耀主体和资金属性的差异，价值判断也就迥然不同：李兴民是拿公共财政的钱为自己炫耀，这是炫耀性腐败；而高州的那位老板是拿自己的钱为自己炫耀，只要炫耀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我们的社会都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

　　从另一个角度看，炫耀并非缺点，他对我们这个社会起着很大的建设性功能：正是通过炫耀，财富才获得不断积累的动力，正是通过炫耀，一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满足才能折射到另外一个人的梦想中，并转化为一群人追求财富的动力——也就是说，从主观上讲，一个富人通过炫耀获得了“追求财富并得到财富”的成就感；从客观上讲，一群人在富人炫耀性消费的的刺激下获得追求财富的动力：有资格炫耀的人是成功的人，是拥有财富的人。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富人的炫耀性消费需求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受到舆论压抑的。新华社曾作过一个报道，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结构中出现了特有的“富人低消费”现象：很多有钱人选择低消费，而想消费的又没钱，这与国家宏观经济扩大内需的政策预期完全相悖，富人手中持有的货币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推动消费升级的购买力。

　　因此，从尊重财富的角度，我们应该充分尊重高州那位耗资几百万办婚宴的老板。

　　克林顿为何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陆高峰

　　克林顿自1976年出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长至2000年从美国总统的宝座上退位，其间担任6届州长（每届2年）并连任2届美国总统，共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长达20年。然而，克林顿在为官期间不仅未赚得“盆满钵满”,而且还落下一大笔债。据白宫公布的报告显示，克林顿在卸任前就已资不抵债：个人资产在120万至570万美元之间，而其法律办公室打印出的债务账单为1100万美元。为此，克林顿离任后不得不四处“打工”赚钱。最近克林顿的中国之行，不仅从剑南春酒厂拿走了40万美元的“劳务费”，而且还与温州一家私营老板初步达成了200万美元酬劳的“打工”意向。

　　中国有句老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克林顿共担任美国“省部级”以上高官长达20年，可离任时不仅未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解决自己的后半生生活问题，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是美国百姓太穷没有“油水”可捞，还是克林顿思想单纯特别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显然，这两点都不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要说“油水”绝对比中国多得多。至于克林顿个人也绝不是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也少不了私心杂念，甚至还有不少“花花肠子”，莱温斯基事件就充分说明，克林顿身上也有“腐败”的基因。

　　然而，克林顿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腐败的机会。不仅没有机会捞到钱财，而且也没机会包成“二奶”。这说明什么？答案恐怕不是美国没有腐败的土壤，也不是克林顿比我们的一些腐败分子“根红苗正”，而只能是美国在防治腐败上的“防火墙”技术比较有效。比较而言，我们国内的一些腐败分子，论级别恐怕无法和国家总统相提并论，论官龄恐怕身居高位超过20年的也不多，可是其腐败的程度、捞钱的水平却是克林顿们也望尘莫及的。

　　金华火腿事件株连地方产业

　　■单士兵

　　拥有1200年历史的浙江金华火腿，可算是“活文物”了，享有“世界火腿之冠”的美誉。然而，据中央电视台日前报道，在浙江金华，专门有人收死猪、母猪、公猪来做火腿，特别是为了驱赶苍蝇，防止火腿生虫生蛆，金华火腿在炮制过程中竟大量使用敌敌畏。

　　火腿对金华市来说，就是一张城市名片。众多生产火腿的厂家，依托的都是“金华火腿”这一品牌。虽然此次是浙江金华市部分生产火腿的厂家出了事，但板子却将落在整个“金华火腿”身上。真可谓是“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一事件的最大危害就是使“金华火腿”这张“名片”不再“纯白”。

　　出现这种“株连”现象，显然与厂家的商品“寄生”经营不无关系。本来，金华火腿厂家众多，性质各不相同，可他们搭的都是“金华火腿”这班车。虽说不是所有的厂家都拥有“金华火腿”商标，但是，“金华火腿”作为一个名称，却为各个商家共用。

　　这种品牌的“寄生”在许多企业都存在着。许多企业在开发产品和推出商标品牌方面，会选择一些知名度大、美誉度高企业作为自己“寄生”的大树。为此，他们往往在产品形式上仿制那些名牌企业。这样，通过攀附那些老牌子、老字号企业名称，使自己借助强者的名气得以生存。在这种名称品牌的“寄生”经营行为背后，隐藏的就是企业品牌的“株连”危机。

　　此次“金华火腿”事件背后的企业“寄生”与“株连”现象，说明了当前我们在商品名称管理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到位的地方。同时，企业使用近似的名称或商标，本身也是一种短视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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