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重庆梁平县的秦某在当地开了一家理发店。1993年4月，秦与一直没有生育的妻子商定向街坊邻居们“借种”，同时约定要收费。之后，秦某介绍了14人在理发店内“借种”，共收费700元。当得知警方“过问”此事时，秦某便外逃，长达10年。今年上半年，秦某因房屋拆迁问题回家，在与有关部门大吵大闹时被警方抓获，日前被梁平县法院以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万元。当地报纸在报道这一判决时则用了这样的标题：《重庆一男让邻居嫖宿妻子自己旁观》（见11月17日《重庆晨报》）。

　　这起案子到底是不是卖淫牟利？如果不是，理应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如果是，从情节上看，似乎也应在治安处罚的范围内结案；即便是按照《刑法》条款来惩处，也还有个追诉期问题，难道介绍卖淫罪的追诉期长达10年？况且，秦某的“罪行”10年前仅是警方“过问”，并没有对其立案与侦查，即使立案，警方也应将嫖娼的一起抓获。再退一步，假使如此也算公正执法的话，为什么早不抓、晚不抓（秦某回家后），偏偏要在秦某因房屋拆迁问题跟有关部门发生了纠纷时才去捕人呢？明眼人一看便知：秦某跟政府的有关部门“大吵大闹”了，因此才抓他、才判他，就是以此让秦某的乡邻们明白：“跟政府过不去，有你好看的！”

　　至于记者写稿时使用的那个标题，我看这是故意精心选择的“角度”，是为了宣传与见报的需要。

　　这个案子在梁平县的一审已经完结，秦某“负案在身”，其妻及邻居们估计已成惊弓之鸟，该案二审时恐怕也难以翻案，但这起案子却难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在这起案子中，法律的“工具性”功能被梁平县的某些人、某些执法部门操纵得太露骨，并且自己还没有丝毫感觉，竟还得意洋洋地作为“成果”与“政绩”拿到媒体上公开宣扬。

　　法律本应是神圣的、崇高的、公正的、无私的。如果政府的“做法”是为了“自利”———对自己有利时就将法律搬出来，对自己无利时就将法律冷藏或搁置起来，这将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孙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