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9个子女中，经商的就刘亭亭一个，四十不惑的她已是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的掌门人。为了照顾摔伤的母亲，刘亭亭现在每年大概有8个月呆在北京，剩下的时间则世界各地到处跑。

　　我妈妈觉得我爸爸是个非常实在的人

　　我爸的婚姻是比较坎坷的，而我妈26岁才结婚，在当时算晚婚。我曾经多次问妈妈这一段恋爱史，她从不完整地讲。

　　我妈刚到延安时，爸爸和一些首长接见从北京军调处到延安的同志。我妈说那时候她傻傻的，见到领导就说了些希望首长给我们指导指导，我们在北京不太了解革命的历史，经验不足之类的话。爸爸听完就提了些建议，然后看了我妈一眼。过不久就有人传指示给妈妈，说我爸要找她去枣园谈话。组织上给了她一匹老马，有人告诉她那匹马认识路，她骑上就能到枣园。但她不会骑，尽管那匹马特别老实，我妈在过延河时还是折腾了半天。我爸跟她谈话的时候，从抽屉里找了半天，找出个极难看特别脏的梨来招待她，最后母亲把梨削了给了父亲吃。后来我爸说他有块表，停了很久了，我妈一看就说：你给我吧，我帮你修去。等修好这块表之后，我妈就把它交给了军委外事组，希望有谁到枣园带给父亲，可同志们都说不行，非让我妈自己去送。那时候是周总理管外事，我爸此前从不到外事组来，因为妈妈的原因后来就来得比较勤，每次转一圈就走，大概那个时候他就挺喜欢我妈了。

　　一开始我妈还没往那层意思上想。直到土改时，晚上好多女同志睡在一个大炕上聊天，我妈才知道爸爸以前的婚姻非常不幸。我爸跟我妈挑明关系时话说得很坦诚，他说自己岁数大，身体又有病，结过几次婚，还有5个孩子。我妈听了就觉得眼前这人虽然不浪漫，但的确是个非常实在的人。为什么母亲在国外国内口碑都特别好，我想归结起来有几点：第一，她不是一个虚荣的人；第二，她对我爸特别体贴入微；第三，她一直是我爸的助理，工作勤奋。最关键的是即便文革时期，她也始终没有背叛过我爸。

　　我小时候有个骚扰爸爸的任务

　　我父亲坚持让我们上小学时住校。当时正赶上三年灾荒时期，我爸下去视察，看到太多老百姓饿肚子，他回来后就对我们说，现在人民都吃不饱，我的孩子也应该尝尝挨饿的滋味。

　　因为饥饿我还晕倒过一两次。有一次是早上9点，刚开始上课我就晕倒了，很多叔叔阿姨给我妈打电话说我爸心太狠了，不过我觉得我爸是对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有时候在学校的两个小胡同中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还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我只有眼馋的份儿，因为家里一分钱也不给我们。

　　那时家里有项不成文的规矩，谁年纪最小，谁就有任务去骚扰爸爸，其实就是每隔三个小时去摸摸爸爸，或者拉他到院子里走走，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否则他就会没完没了地工作。我大概从一懂事起就被分配了这项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爸教过我画小兔子小狗什么的，还教我踢毽子。很多人都觉得我爸非常严肃，但我觉得他也有风趣的一面，比如小时候我如果不吃苦瓜，不吃辣子，老头儿就吓唬我说：你不吃我不带你回老家！于是我就拼命地吃，吃完了就流眼泪，这会让他大笑。

　　我是第二个考入哈佛商学院的中国人

　　出国留学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偶然。当时我们外语系有两个外教，他们在上课时教我们怎么申请美国的大学，然后布置作业让我们填申请表。我们完成作业后，外籍老师说谁愿意寄出去就寄出去，大家就都寄出去了。我们班36个人，那一年拿全额奖学金走了的就有24人。

　　我出国前也没做什么准备，因为一切都太突然了，只换了50美金。在美国，每次兜里还剩100块钱时就赶紧出去打工，当时我住在一个教授家，给他们家看儿子做饭，后来还在学校教过书，在餐馆里端过盘子。

　　我考哈佛商学院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都觉得女孩子去学外交是件很好的事，如果学着去做商人，就像是去做下等的事了。事实上，我是第二个考入哈佛商学院的中国人。我毕业时，有28家公司想聘我。但是我有一条原则，就是做中国生意的公司我一概不考虑，我希望凭自己的真本事做点事。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和中国的投资没有关系的公司干了近4年时间，工作内容主要是跟上千家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分析各种投资的可行性，这给我后来建立新的公司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1989年我妈得了癌症，想到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没在老人家身边，我妈出狱刚一年多，我们就都出国走了，其间也只回来过三五趟。我觉得我应该照顾母亲，于是决定回国创业。　(原摘自《中国妇女》文/刘亭亭)（来源：中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