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戚人伟

　　截至昨天记者发稿时，鹿城区由街道管辖的27个村已有18个全面启动村集体资产改制。本报11月2日和3日连续刊登了关于温州市鹿城区“城中村”农民变股民的深度报道上下篇后，引起了市民的普遍关注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外地一些媒体也予以转载和报道，“城中村”改革被认为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大手笔。

　　该区体改办主任陈康亮介绍，“城中村”的集体资产主要包括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及债权、对外投资等，对于这些集体资产，将通过自查资产、核实账内资产、盘点账外资产、理清债权等程序一一核查清楚，用市场化运作手段进行准确评估，将结果向全体村民公告，并得到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确认，做到公正、公开、透明。

　　面对这次改革，农民有哪些困惑和担忧？政府又将如何进行引导？整个过程中又会暴露出哪些问题，将如何去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再度引起读者的关注。日前，记者再次深入“城中村”，对农民变股民改革进行追踪采访。

　　三大担忧紧随改革的脚步

　　这几天，广化街道广化村的村民很是兴奋，经济补偿对象开始领到了补偿金。自《鹿城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后，经过充分又慎重的前期准备，广化村已全面启动经济补偿对象的补偿金发放工作。村委会主任徐荣枢告诉记者，“目前情况总体比较顺利，现在补偿金已发到第9队，估计一周内基本完成。下一步将是对村集体资产进行资产量化，将股权量化到户到人，并着手组建新的经济组织。”

　　徐荣枢还说，为使改革更加公开、公平、公正，该村还专门委托一家专业素质过硬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和量化，同时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该村大部分村民向记者说，“这样的量化公平，我们很支持！”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另外一些村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村民的担忧体现出来。记者粗粗归纳一下，主要有三：

　　担忧之一，谁来为农民的养老保险买单？南浦街道灯塔村村委会主任卓笃生简要概括出了村民的困惑：全村经营性收入很少，根本无力为全村人办理养老保险。加上眼下不少村民不愿投保，只盼望尽快将钱分到自己的腰包里，“但这样做不符合市里和区里规定，改制村未制定村民养老参保方案的，其村集体资产改制量化方案暂不予组织实施”。另一方面，就当前情况来讲社会保险目前还没有扩展到村，昂贵的商业保险也让村民多了一道门槛。南浦街道的南塘村和鱼鳞浃村的村干部也有和卓笃生相似的忧虑。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除了少数如龙沈村等经济基础较好、养老保险起步早的村外，大部分进行资产量化的村都存在这方面问题。

　　担忧之二：提取的10％风险金谁来管？有村民认为，上亿元的集体资产按这个比例就是上千万元，这不是笔小数目，村委会散了以后由谁来管，到时会不会无缘无故地“人间蒸发”了呢？或者是否会产生新的腐败呢？所以他们建议不留风险金，彻底进行量化。

　　担忧之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到底咋模样？是不是原先村级集团公司的翻版？一部分村民反映，即使股份化，还存在一些问题。村民把股权交给集体经济组织能不能放心？能不能保证该资产不会贬值？没分到钱只是分到股份的人也会说，我们的钱不分，是不是就等于让你们干部用？所以，股份化之后，问题还是很多。

　　让“城中村”农民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正在进行的“农村革命”，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城中村”村民自然非常关注。带着村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记者采访了鹿城区区长王超俊。王超俊表示，“城中村”改革工作首先充分考虑村民利益的保障，并将采取社保等一系列措施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让“城中村”的农民能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之中，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王超俊还说，任何一次改革都会遇到困难，这不奇怪。区政府十分乐意与农民一起面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找准切入点，然后给予协调解决。

　　对于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似乎等于失去了生活保障。然而也有一些村民只顾眼前，很快将分到手中的钱花完，甚至沦为贫困村民，这跟改革的初衷不一致。所以一定要在建立村民社会保险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资产量化。就如城镇居民退休后有养老保险、失业后有失业保险一样，农民也要参与保险，以社会养老保险加上商业保险为主要形式，建立完善改制村民生活保障制度。改制村劳动年龄段内的村民，按照市政府有关政策，符合条件的应全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非劳动年龄段的村民或其他因素不能参加社保的，应组织他们参加相应的商业保险。全体村民也应该主动参与。但村改居后，农民一下子进入城镇社保体系，有许多问题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我们正积极与市有关部门协商，以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来。

　　对风险金，王超俊分析认为，这里有个认识问题。任何改革都有风险，农民在量化时得到好处，却不愿承担风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提取风险金作用有三：解决改制后的遗留以及改制过程不可预见的问题、救济本村生活特别困难的群众、改制至撤村前后的公共经费。他向记者强调，量化以后，在没有撤村改居之前，村两委依然存在，还会过渡一段时间，风险金继续由村里进行保管，并相应制订使用办法，公开、透明、接受监督进行使用。加上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不可能被他人占用或突然“蒸发”掉。撤村后，这笔资金剩余部分将按原定量化方案全部量化。

　　而农民对新经济组织存在的疑虑，王超俊将它归纳为观念问题，从农民到股民在观念上需要一个转变过程。新成立的经济组织不同于以往的村经济合作社，更不会与村委会混杂在一起，完全改变“国企”的模式，是个彻头彻尾的市场化概念。按照原村集体经济产业布局与结构及村民的意愿，改制村新经济组织形式可以设立一个或多个。它立足改制村村民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这几天区政府正在讨论研究《改制村新经济组织设立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正式出台后将对此进行指导。

　　转变一个观念难不难

　　在这次城中村改革的追踪采访中，记者感受到，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资产量化到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的观念的转变。对此，市政府体改办农村处处长郑少华这样向记者诠释：人的观念转变是整个改革关键的一步。

　　此前，农民对村集体资产只是个模糊的概念，土地是农民的最大保障，大家依附在土地这个村集体资产上吃“大锅饭”；后来，土地被征用逐渐减少，甚至完全消失，部分土地资产转换成房产等固定资产。他们依靠这些村集体资产所产生的经营性利润，凭此享受年终分配、养老保险、子女上学补贴等福利。但这种保障是不可靠的，是有风险的。因为其一，村集体的“盘子”太小；其二，在市场经济中，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不适应。维系村民保障的收入谁来保证？所以农民要尽快转变观念，将自己的保障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险体系中去。改革后组建的新经济组织是个适应市场经济企业，它不再可能为原有的村民提供大锅饭式的待遇，但它能真正使村经济组织改变国企做法，融入市场经济，实现增值保值，为变成股民的村民提供股金分红。

　　记者问，转变这个观念难不难？郑少华答：“一开始可能有点难，但这是改革带来的必然转变。”（明天敬请关注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