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新闻回放：《东方早报》11月17日报道，“复旦创纪录：一天新授649位博士。”

　　对高校每年能培养多少博士，培养的博士数量小于还是大于培养能力？新授的博士是否都达到了培养标准？有否滥竽充数者混迹其间？这些都难以客观度量。

　　通常，一所学校的博导数量、博导水准、博士教育年度预算经费、科研设施的多少与质量高低等因素，是直接制约博士教育规模的约束条件。所言“约束”既有硬约束，也有软约束。一般而论，对其中的硬约束，譬如博士教育年度预算经费，人们还可作量化考评。但对其中的软约束，譬如博导的总体水准，要作出考量是件“良心活”。

　　当博士培养数量与高校地位挂钩，并直接关系到所能获得的国家拨款数量时，高校批量生产“博士”的行为就成了自然现象。不过，社会对高校的这些批量“产品”评价并不高。

　　国内外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已有不少人公开批评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搞“大跃进”。眼下的中国，硕士与博士教育既有计划内的(国家出钱的)，也有计划外的(个人或单位出资的)，甚至还有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博士帽”的。如此一来，发生“大跃进”就不奇怪了。

　　遏制这种因教育转轨所诱发的“大跃进”，依靠高校自律是不现实的，惟有赖于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加以适当干预。因为高校有把博士当成“产品”生产的利益冲动，而政府不能有，政府要对整个社会的教育质量进行监管。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