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极少数人以上访为名，多次聚众围堵、冲击国家机关，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甚至首都的社会治安秩序，已经到了违法的地步，一些地方的政府，对他们进行劝返教育，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中涉嫌犯罪的予以刑事拘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行为发生时甚至被依法处置后，有一些媒体、网络却为之唱赞歌，说什么这些过激的行为，是“维权的觉醒”，而个别“告状大王”的刁蛮过分，则“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公民意识”。

　　这种的论调，当然是一种伪“科学”、伪“人权”，其社会效果是干扰了政府的正常职能、社会的稳定秩序，也侵犯了多数人的“人权”。然而那样一类论调，那样一种浮躁、浅薄，在我们近期的媒体舆论中决非一例，于是提出了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还是要讲正确舆论导向的命题。

　　一是要正确宣传国情。例如现在某些都市治安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政府和社会正在研究新的对策，以期既正确执行新的管理方法，又要维护城市的稳定和繁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媒体大讲过激甚至违法的“上访”是一种“人权”，大讲所谓“乞讨”自由是一种“进步”。类似这种宣传，完全忘记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几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大的发展，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忘记了我国人均GDP还只有900美元，这个较低水平的小康还是很不平衡的；忘记了中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群，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化道路上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忘记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控制体系的更新还是一个初步过渡的阶段，我们不能脱离国情，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凭一介书生的血气来做宣传，其实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违法的“上访”以及乞讨也不是那样“自由”的。

　　二是要正确宣传人权。这十多年来我们讲人权，是讲初级阶段有自己的人权条件和实现目标，一是人权的前提，就是自由和权利的行使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如果不讲人权的前提，如果违法的“上访”聚众围堵，如果强讨的乞丐拦路、抱腿，那么社会的治安、交通的通畅以及行人的人权还有什么保障？我们要依法保护动迁户的合法权益，然而某些媒体，却把个别人的过激甚至违法行为，也称为“人权”，少数媒体投注的同情和唱出的赞歌，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容易误导和助长一些群体的偏激和过火。二是人权的实现基础，这10多年我们一直讲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发展权，这是符合初级阶段人权要求的。还是要讲发展这个硬道理，讲只有科学协调的发展才是解决围绕我们的一切问题，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不能造成这样一种舆论，似乎必要的动拆迁、房产开发、旧城改造就是“猫腻”，似乎政府支持发展就是“政绩工程”。

　　三是正确宣传人民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不能忘记“最广大”和“根本”两个定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围绕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这是针对一些同志把“三个代表”空洞化来讲的，同“三个代表”的前述出发点和归宿并不矛盾。我们要重在代表人民群众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要求，归根到底是通过整体、长远、根本利益来实现的。共同富裕要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去实现，人民生活的提高要通过发展这个根本途径来实现，还是要讲小局服从大局，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整体。这些道理，我们这十多年讲得很透，形成共识，所以上海的一百万人动迁，一百万人转岗，还是“心齐劲足气顺”。我们尤其要全面理解“人民利益”，例如我们上海，现在还有几十万户，二百多万群众，还居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迫切要求通过发展来改变生存状况，我们怎能“一叶障目，两豆塞耳”，不去倾听和反映他们的呼声？什么是人民？我们应当坚持十六大报告的结论，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也是党的群众基础，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在更加重视困难群体的同时，不能无端地助长那种所谓的“仇富”心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