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驻京记者孙亚菲

　　张厚义这些日子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海内外媒体要求采访的电话。

　　事情源于11月初，他应邀为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写了《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一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事实上，在我以前作的调查报告里，已多次论及这个问题。这次单独拿出来写，反响还是这么强烈，可见人们对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投注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张厚义说。

　　的确，正在崛起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其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新焦点。

　　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可窥其发展概貌之一斑：

　　1988年，工商登记私营企业户数为9.06万户，雇工164万人。

　　到2002年，登记数为243.5万户，增长近27倍，从业人数达3409.3万人；注册资本金人均超过百万，达24756.2亿元；缴纳工商税收945.6亿元，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收入来源，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提供当地2／3以上的财税收入。

　　不难想见，这是当前中国生命力展现得最为蓬勃旺盛的群体之一。专家们甚至评断：“没有私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基于它的重要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也以从来未有过的“浓墨重彩”，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允许进入“未禁止”行业和领域，获得与其他性质行业相同的“国民待遇”。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这个曾经游离于传统各阶层之外的群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呼声，利益诉求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据调查显示，我国私营企业家中的中共党员比例正在上升。同时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获得了更多和更高的参政渠道。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正步入历史的拐点，正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

　　新富阶层

　　“中国私营经济从起步发展至今，每一步都充满艰辛。”

　　张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科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从1983年就开始对私营企业主进行研究，目睹了中国私营经济的整个发展历程。

　　“20年时间，这个阶层走完了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社会主义建设者’三个历史阶段。”张厚义分析说，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对私营企业的第一次全国性登记是第一阶段，“漫漫十年，从思想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私营经济的问题。”

　　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标志性人物。

　　一座灶，一口锅，当街炒瓜子，“傻子”年广久很快成名并壮大，1979年底发展到雇佣12个人，而在当时，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可以“犯罪”论。于是，由年广久发家致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直到1982年底，谈及兴起的个体经济，邓小平明确表示，“看两年再说，这个冲击不了社会主义”，这样的争论才告平息。

　　1983年1月2日，中央政府签发了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其间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可表达为三句话：不要提倡，不要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不取缔就表示默许。”张厚义说，在中央这种态度的支持下，广东珠江三角洲、浙江温州以及福建泉州等地的私营经济得以飞速发展，1988年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时为9万多户，而实际上因为疏漏和登记不及时，数量应该是登记数的3倍以上。“而这时候，私营经济的地位，就如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所说，只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没能登大雅之堂。”

　　质的变化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私营经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处长兰士勇告诉记者，实行市场经济早期几年，私营企业户数迅猛增长，每年增幅高达60％以上；进入新世纪后速度放缓，但绝对数仍然增加中。同期，国有企业户数年均增长-1.76％，集体企业户数年均增长-6.79％，外商投资企业年均增长10.21％，私企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企业的增长速度。私营企业作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力量被党和国家认可，在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被描述成与公有制经济并驾齐驱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十五大确立了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那么，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则正式赋予这个阶层以平等的政治地位。”张厚义说，十六大报告把私营企业主与中国其他阶层都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规定优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道路上扫清了障碍，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阶层意识：正在形成

　　私营企业主阶层究竟有多大规模？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册人数是622.8万人，而实际上，现存的188万户集体所有制企业中，80％已经完成转制，所有权归属个人，兰士勇处长推测说，加上这部分，大概估算人数在1000万以上。其中，第五次调查截至2001年的数据，从事制造业的比例最大，为38.3％，其次为商业餐饮业，占21.4％。

　　兰士勇指出，从表面上看，私营企业主到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但他们的目的往往不是为整个阶层代言，而是更多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前途。

　　“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做生意会好做一些。”兰士勇说，没有全局意识，使得整个阶层显得“分散，各自为政，缺乏凝聚力”。

　　多次参与私营企业主阶层调查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光金博士，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兰士勇的说法。但他认为，阶层的集体意识没能完全形成，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多个阶层发育不成熟的表现。

　　“不仅私营企业主阶层这样，农民、工人阶层也是这样，他们有多少反映自己群体利益的声音？但不能说他们没有阶层意识，在减轻税费负担，保护私有财产等宏观问题上，他们的注意力都比较集中，有很多共性。”陈光金一次去浙江调查，一位私营企业主就对他说，应该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更多的代表。“这就是很明显的阶层意识。”陈博士说。

　　组织并参与全国第五次私企调查的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副主任于丁柱也表示，共同的价值取向，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利益诉求，表明这个阶层已经成为一支社会力量。

　　在他们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3万户私营企业主的调查中，64.1％、4..9％和50.6％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社会声望和政治参与度处于中等或偏上水平，有趋近一致的看法。

　　对“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后有什么打算”的回答，超过80％的人选择“在商言商，办好企业”，68.3％表示要做“社会贤达”。

　　利益诉求上，74％的人希望“尽快落实讲话精神，为私营企业发展营造宽松环境”，近一半的人希望“法律能明确保护共同财产”，还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而记者随机采访近10个私营企业主，他们不约而同提到，最为关心“贷款政策的落实”和“政府决策透明度”。可见，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个群体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共识。

　　政治舞台新秀

　　研究多年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张厚义，曾将这个群体定性为“没有归属感，游离于整个社会边缘”。但他表示，“七一”讲话成为这个新阶层步入“正轨”的历史拐点。

　　张厚义还清楚地记得，全国工商联在“七一”讲话发表后不久组织了一次学习讨论会，平时事务非常繁忙的企业家们却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赶来北京开会。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话筒在他们手里不停传递，平时相当低调的企业家们显得很激动，“说了很多话，大意是党和国家终于承认他们也是劳动者，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有做主人的感觉。”

　　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人大、政协的方式参政议政，进入中国权力圈。

　　今年初，浙江省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们开始步入更高层次权力通道。在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有65人，而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仅33人，多出一倍。

　　入党问题

　　陈光金博士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目前有四个渠道参与政治：进入人大、政协，入党，成立个协等组织和进入政府。

　　“进入人大、政协的渠道显然是越来越畅通，各地工商联和个私协会也广泛建立，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通过民主推选在社区担任职务，最敏感的是入党问题。”

　　在“七一”讲话前，私营企业主强调的政治愿望就是入党。江泽民同志几次到浙江等地考察，就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入党？

　　陈光金说，私营企业主们要求积极，是希望中央给他们入党的权利，“这显然是追求平等地位的做法”。

　　从最新的对私营企业的调查来看，我国私营企业家中的中共党员比例正在上升。在被调查企业中，29.9％的私营企业家是中共党员；而在1993年第一次对全国私营企业家进行抽样调查时，这个比例是13.1％。但组织调查的张厚义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有制企业改制后党员企业主的大量加入。在调查的范围内，“七一”讲话以后入党的私营企业家仅有16人。“原因是多方面的。”陈光金解释说，从本质上讲，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拥护党的领导，但他们大多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自身生存还成问题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精力来参与政治活动。

　　私营企业中的党建工作不到位，也是阻碍企业家入党的不利因素。据悉，90％以上的私营企业没有建党组织。

　　“入党要对申请对象进行财产调查，一些人担心还没入党就查出问题来，因而不敢入党。”

　　陈博士还分析说，私营企业主不愿入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安排问题。“如果他不是党员的话，更容易以无党派或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进入人大政协；如果是党员，几乎就丧失这种机会。”

　　“我正在写入党申请书，党是国家的先进组织，我以加入她为荣。”浙江省富阳市万吉公司总经理陈吉林告诉记者。

　　然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丘海雄等人前不久发布对广东100户私营企业主的调查，其间显示：私人企业主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热情不太高。在未入党的企业主中，只有1／4的人明确表示由此意向。“他们期望的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时，能听取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而非直接地参加政党。”

　　丘海雄还调查发现，私营企业主争取入党的动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40％以上的人入党原因是“有助于工作业务上的发展”，回答是为了“社会地位提高”和“政治上较有保障”的分别为18.2％和13.6％。

　　良莠不齐的阶层状况

　　一些调查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公众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持认可态度。除他们增加就业、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劳”外，大量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也使他们赢得民心。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仅非典期间，私营企业主社会捐赠达8个多亿，做到了回馈社会。还有不少企业家参与日常性的捐赠帮扶，或者组织同业工会进行自我约束等，以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社会形象和增加社会声望。

　　然而，这个阶层中也有一些人，和大多数人低调的政治态度、稳健的处事方式、与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良好关系的处事原则不一样，他们与部分官员紧密结盟，垄断资源，破坏市场秩序，成为危害社会的“问题富豪”，杨斌、周正毅就是典型例子。

　　“这对一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非常有害。”陈光金表示，解决之道是必须严格控制官员手中的权力，并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私营企业主的行为，引导其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健康平稳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