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人爱吃红薯粉，尤其是冬天，饭店里的火锅更少不了这道菜，而我却常想起在一个小村吃到的一道菜：红薯粉煮荷包蛋。

　　两年前，一个叫陈锡的小伙子数次找到我，跟我谈起他在乡下9岁的外甥陈小钢，因为同村一名姓孙的年轻人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冲到陈家门前，将无处躲闪的小钢逼在墙边，小钢的双腿被无情地辗断了。官司打起来，陈家有理却节节败退，因为陈家没钱，孙家富裕而能走“关系”。9个月过去，陈家没得到一分钱赔偿，小钢的双腿因无钱治疗而皮肉腐烂。我与另一名记者决定一起跟着陈锡到他的老家双峰县去调查采访。

　　我们找到几名目击现场的邻居，证明陈锡的话基本属实。到当地法庭了解情况时却不太顺利，负责人避而不见，好不容易在镇上一家饭店找到一名办案法官，对我提出的一切问题一概支吾应对，还说：“你一个年轻女记者，搞点什么正面报道不好呢，趟这样的浑水干什么！”

　　天黑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再找法庭负责人。孙家包了一辆微型面包车接我们去镇上饭店吃饭，并要安排我们住旅社，我们没同意，就近在陈锡家住下。围桌吃饭的有六个人，除了我和同事，还有陈锡、小钢和他的爷爷奶奶（小钢的爸爸妈妈为筹钱出外打工去了）。晚餐摆上来，小钢一脸藏不住的高兴：“今天有四碗菜！”四大碗其实是两种菜，两碗煮萝卜丝，两碗煮红薯粉。我问小钢平日吃饭有几个菜，他说两个，还尽是酸菜盐菜。爷爷难为情地说：“家里实在没好东西，让你们笑话了。”陈锡还要去村头谁家买点肉，我忙阻止：“不要，都是我们爱吃的。”又指那红薯粉：“特别是这个。”菜并不好吃，因为是白水煮出来的。奶奶用筷子在红薯粉的碗底一挑，从每个碗里夹出一个荷包蛋，给我和同事一人一个。我瞥到小钢正眼巴巴地看着荷包蛋，就夹到他碗里，小钢眼中顿时闪烁着光彩，可没敢吃。爷爷干咳一声，瞪眼看着他，小钢蔫下来，慢慢说：“阿姨你吃吧，我不喜欢吃蛋。”我和同事都执意不肯吃了，双方在推让中，小钢忽然说了一句话：“你们吃吧，吃了有劲帮我写文章打官司。”我掉下泪来，到底没忍住，和着泪把荷包蛋吞了下去。奶奶把薯粉汤给小钢泡饭，直说：“煮过蛋的汤养人。”

　　临睡前，陈锡塞给我和同事一人八十块钱，说：“我知道，这点酬劳费拿不出手，可家里实在……”我看他脸上都红了。我和同事不肯要，并当即从自己口袋里各拿出100元塞给陈锡，说：“我们打算写一篇关于小钢生活困境的报道，呼吁社会救助，这就算是我们俩给小钢的一部份捐款吧。”他死活不要。最终扯平了，红包我们没收，陈锡也没要我们的钱。

　　就在我们关注报道小钢家的境遇过程中，有人把状告到报社，说我和同事在双峰“利用职权干预办案，索要红包”。我把情况向报社作了汇报，然后给双峰县人民法院一位曾经接受过我采访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写到那两碗红薯粉煮荷包蛋，写到小钢凄怨的眼神，我又落泪了。

　　不知是不是我利用职权写的这封信起了作用，一年后，经二审判决，陈小钢胜诉，得到了一些赔偿。事情告一段落，我负责把读者给小钢的捐款寄给陈锡，其中包括我的100元钱，这不但是帮助小钢治疗的捐款，也是那两碗红薯粉煮荷包蛋的钱，它让我铭记一个记者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