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潮白

　　本报昨日报道，四川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一个领导干部在职责范围内如果出现了事故问题，而自己又负有领导责任的，就必须引咎辞职。办法并具体列举了应当引咎辞职的9种情况。

　　引咎辞职，理论上讲是一种官员“能下”的制度。去年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即有此项条款。不少地方，比如重庆、我省的深圳龙岗，早几年也推出过类似政令或文件。一个并不新鲜的《办法》出台，还是引来人们的强烈关注，可见社会需求的强烈，也可见因为得不到落实，先前的办法便成了过眼云烟，已被逐渐淡忘。不是吗？林林总总的引咎辞职后面，难觅制度的效力。一些完全不该发生的事故，原因查明之后，更多的是当事人受到了法律或行政处分，鲜有引咎辞职者；相反，“事故官员”异地为官，在另一岗位继续登台亮相，倒是见得更多。今年以来全国特大煤矿事故频仍，负有领导责任的各级官员也该为数不少了，但迄今还没见有谁站出来引咎辞职。

　　我始终觉得，引咎辞职应该属于道德层面上的事情，是一种自觉的个人行为。罢自己的官，又要由自己主动提出，没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是办不到的。那么，欲其引咎，他在自己的道德观上先要知咎，有自责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引咎辞职不应该有什么标准问题。某地明确“于一年内发生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事故两次，或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一次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在这个硬性的“量化标准”面前，所谓的引咎辞职已与罢免无异。再比如，官员构成重大违法、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够得上法律的罢免条件，即便他引咎辞职也是无效的，辞职替代不了罢免。因此，引咎辞职应该是与罢免制度、撤销制度相衔接的产物，不能孤立地看待前者。

　　环顾世界不难发现，现代执政党都是通过引咎辞职制度来提升官员的政治责任感。我们借鉴这一人类政治文明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官员道德素质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