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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辞职成为制度，它使中国传统的“仕途”走上了迥异于从前的“经济”。新的制度，确立了新的价值体系，和这种价值体系所要求的更严格的责任认知。在邵阳吏治刮起的辞职风暴中，每一个官员都在问自己——你与这个职务相称吗？你所做的工作相对于这个职务要求你所做的，够还是不够？在中国几千年的吏治之中，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官而不可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官的时代。职务与人员合二为一，指称人都以他的官职代称，“陈局、王处、李秘”不一而足。辞职制度最大的突破当是职务与人员的分离，公职为社会公器，惟有德有能者居之。在此情况下，居官而问心无愧——不是你有没有犯错误，而是你有没有做贡献；不是你多少做了点贡献，而是你做的贡献与其他竞争这个职位的人比是不是最大的。以现代文明观之，权力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应当为社会发挥最大的效能。官员既然担任了职务，权力就不能在你手中闲置，更不能在你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辞职就是“因为对不起而告别”，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以“辞职”作为责任的承担，最具现代法治光辉的是“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在邵阳出台的辞职制度中，引咎辞职的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责令辞职则降级使用。这种制度安排是为公职体系引入良心自省、责任自省，以使为官者时时警惕，勇于负责，多做贡献。如果有责任，引咎辞职比责令辞职代价要小，在人格上也更为磊落。这种体制，将为官场树立羞耻之心，为官员树立承担之格，在新的官场伦理之下，官员也必须以新的出发点来考虑“仕途”之路。做官就必须做事，没有做、做不好就不要做官了。辞职制度，是以法治的手段为吏之治，依法治吏，当是对人治最大的摈弃。其为官员立责，为职位立命，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造就新的“仕途”为天下经济，也使官员们在新的“仕途”下好自为之。晓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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