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一个老人将平静地迎来他100岁的生日。

　　或许，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用最华丽的文字来赞誉他；然而，我们考虑再三，还是将“平凡”这两个字赠送给他———我们的巴金老人：

　　他一生激情满怀的作品，其成就将留诸文字，自有文学家探索。

　　他一生的战斗和工作，其意义也将回归历史，自有思想家研究。

　　在他百年华诞之日，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够热爱，并且分享的只是我们中的一个平凡灵魂——对于善，对于美，对于理想的热忱和对于人生的探索。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后，他的肉体因时间而苍老，唯有他的灵魂，仍然如同火焰，放射着温暖的光芒。

　　巴金是平凡的人。他用热情的态度，对待他的朋友和读者，从不试图成为凌驾我们之上的“大师”。

　　巴金是平凡的人。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时代的变革，赢得了我们的景仰，却仍旧如赤子般谦逊。

　　巴金是平凡的人。即使是在晚年，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的追寻和对良心的追问……朋友，或许你曾经被他的作品打动过，或许你已经淡忘了年轻时的热情，那么请你放慢脚步，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让你感动的文字，重温这位老人平凡中的人格力量。作为一个后辈，也作为他的一个年轻的朋友，为他祝福：巴老，祝您百岁生日快乐。

　　真我，镌刻在记忆中

　　亲人：他很低调

　　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作为巴金身边最亲近的人，女儿李小林从不愿接受采访。即使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也不破例。她总是说，这是我们李家的规矩，爸爸不爱过生日，因为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李小林不仅不对记者谈父亲，而且身为《收获》副主编的她，也从未写过父亲，让人无法通过文字感知女儿心目中的父亲，但李家人的规矩，却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在作协，记者看到，一位读者为庆贺巴老百岁生日，送来了一幅绣着巴老头像的苏绣作品，李小林一边代巴老谢过，轻声说着，想不到爸爸生日惊动了这么多人，一边还答应，以后有空，一定会去看望那位刺绣大师。

　　而《老巴金》一书的出版，更让人领略了李家人的风范。成都巴金大哥李尧枚一家自掏腰包，出版了图文集《老巴金》，作为巴老的生日贺礼。李小林说，他们没要政府一分钱。李家人的想法是：不违背巴老的心愿伸手向国家要钱，也不想寻求企业资助以避免商业炒作。因为巴老常说，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巴老是我们李家第一个活到百岁的，我们很看重巴老百岁华诞。但我们不做任何违背巴金意愿的事。”

　　同事：他很感性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

　　我是1983年进入《收获》编辑部的。记得第一次见到巴金，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中他既像个慈祥的老人，又像个可爱的小孩，好像谁都可以在他的脑袋上摸一把。几乎每年生日，我都和编辑部同仁们一起，到病房或者寓所，给巴金过生日。那时，李小林还常玩这样的游戏，那就是让巴金说出我们每一个编辑的名字，因为他不常来编辑部，许多年轻编辑还不认得。这么多年，大家都亲热地称他“老巴金”。要说老巴金怎么深刻倒也不是，他有时很感性。他话不多，有时说一句、两句，但总有本事用最简单的句子讲最切中要害的话，话语简单但有力量。

　　如果说《收获》与别的编辑部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都时时感觉到巴金的精神和力量。编辑部里有一个镜框，上面是巴金手写的“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的办刊思想，也是几十年来坚定不移。比如这么多年来，《收获》从不登广告，就是巴金的主张。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文学刊物转向，要不要登商业广告、改变办刊方针？当时编辑部出现了一些争议。巴金坚决反对登广告，他说文学大有希望，《收获》大有希望。巴金虽然并不直接参与工作，但在关键时刻，巴金总能把握住方向，使得《收获》仍站在纯文学的阵地上。

　　传记者：他很幽默

　　新华社记者赵兰英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采访巴金，到后来可以自由出入巴金寓所和病房，甚至成为巴老的忘年交，这20多年的采访经历对我来说太不平凡了。让我记忆深刻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一只吃饭的手”，就是巴金说过的一句最动人的话。那是上世纪90年代，华裔女作家聂华苓来沪，巴金在国际饭店请她。他俩算是老友重逢了，快嘴快舌的聂华苓说道：“真幸福，今天能和你握手。”接着，她又拉了拉巴金的手，真诚地说：“你这只手，是一只了不起的伟大的手。”不料，巴金抽出手，又举起手，笑着对大家说，这是一只吃饭的手。大家呆了一下，待转过神来，都笑了起来。巴金说得很幽默，但很实在，这是一只吃饭的手，人者？谁不用它吃饭？巴老说的“吃饭”，不仅是指进食，而且指生计。巴金多达千万字的作品，就是用这只手写出来的。巴老常说，作家靠作品生存。读者不看你的书，不买你的书，作家又靠什么生存。所以说，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

　　巴老虽然是一位公认的文学大师，但是在他身边，我从没见他把自己看成是多么了不得的伟人。

　　作家：他很实在

　　作家冯骥才

　　我是从《收获》起步的一个作家。让我特别难忘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编巴金还亲自为《收获》组稿，组织了一批作家赴莫干山参加笔会。当时，我与谌容、丛维熙、张辛欣等许多作家都参加了这次笔会。当时我们有一些作品曾受到非议，是巴金在创作上给予大家支持和鼓励。《收获》是我的文学摇篮，不管是我的早年作品，还是后来20年来的主要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在《收获》上发表。不光我这样，许多作家也都是这样，大家都觉得要把最好的作品交给《收获》。

　　巴老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最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影响，巴老有一种力量，那就是直逼人的灵魂。文革结束后，巴老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完全释然。他仍然紧锁眉头，拿出作家最沉重的武器，用笔写下了两个大字：忏悔。这对我影响太大了。灾难让一个民族损失最大的就是人的心灵。巴老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讲出了那至关重要的忏悔两字，巴老的影响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巴老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始终关注人，关注人的精神和心灵。巴老没有花拳绣腿，而是找到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

　　（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