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路公交车停靠许府巷站台，但在站台指示牌上却成“漏网之鱼”。面对这最频繁的“问路”，老汪万般无奈。宋峤 摄
本报讯前天本报A1版所刊发的《闹市书报亭声明“不问路”》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数百位读者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前天，本报刚一上市，南京一位姓吕的退休教师便第一个打进电话，称本文以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作为切入口，来反映社会公众道德这个大主题，非常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他认为一个城市的形象和整体素质，体现在每个市民的言行举止之中。或许“不问路”对这个业主来说会省了许多麻烦，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报亭是城市的一个窗口，经营者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整个南京人的形象和素质。住三牌楼的吴老太太今年已经70岁了，她说看了这篇报道的第一印象是“招牌太碍眼了，有损市容”。她认为，能在闹市区获准经营，说明政府对这位老板关照有加，如今老板在取得了优越权的同时，对问路这样的“副产品”却一甩了之，这太自私了。南京一位信息公司的董姓经理说，现在许多单位都十分注重“人性化服务”，问路对于这位老板来讲其实也体现着“人性化服务”的概念，如果能对所有问路人都热情相迎，敢肯定，这家书报亭的生意会更好。镇江的仲先生也是开书报亭的，每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每次他都会不厌其烦地作出解答，长此以往得出的结论是：“从中学到了许多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买卖非常好。”
与提出质疑的电话相比，同情和赞成者虽然只占少数，但也有充足的理由。南京建邺区的季先生说：“我也在闹市开报亭，对汪先生的难处深有同感。每天七八点钟就不断有人来问路，一直要到晚上八九点钟，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有些问路人的态度让人生气，隔着大老远就直冲你吼，不知道路还要被人骂，无缘无故地受气，谁吃得消。”南京一位姓陈的小姐也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报亭是私人经营，做生意为第一根本，并没有义务做这样的免费咨询，与形象和素质高低也扯不上边。开出租车的胡先生认为，政府或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因此答或不答，都是个人行为，不应该受到责难。安徽一蒋姓读者认为，挂牌虽然有些过分，但有问必答实在要求太苛刻，报亭业主可以将南京主要的路线图贴在亭外，以方便问路人。而广西南宁一位叫蒙东健的网友在给本报发来帖子认为，其实报亭业主可以充分抓住这“问路商机”，使“革命、生产两不误”。
许多人看完报道后，则从更深层次对此进行了分析。南京河西地区的沈先生说：“我在南京生活了许多年，因近年城市改造不断加快，许多地方连本地人都不认识了，何况外地人。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人问路？原因是城建和路政部门只注重于拆迁和翻建，很多路都没有路牌，有的虽有路牌，但被一些人草率移动后方向已不对。”上海的汪先生指出：“应该探究不问路背后的原因。我经常到南京出差，发现南京的路确实难找，尤其是门牌号码相重的太多，有一条巷子百十来号门面，尾数全是8，一趟跑下来头都搞大了。”
昨天，当本报记者再次来到该书报亭时，发现“本亭不问路”的牌子已被汪先生摘下，并保存在亭内。汪先生告诉记者，自报道发表后，许多人都来此处“参观”，人们对他这一举动大都表示理解和同情。他说：“其实我真正的用意是促一下政府职能部门，更方便人们的出行。”当记者问起怎样处理这块牌子时，汪先生答道：“如果有关部门真正动起来了，我将在挂牌子的地方挂一面锦旗，代表全市所有老百姓感谢政府。”（薛文强 杨岗 宋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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