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仁 本报记者 赵文明

　　2003年8月10日，发生在广东普宁的打假“线人”被害案，使这个多年秘密活跃在粤东一带的打假“线人”群体终于浮出水面。

　　两位“线人”被殴打致死，对他们身后的这个群体是一个不小的震撼。但是，这种阵痛似乎是短暂的。其中许多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煎熬后，又恢复了平静。他们重新开始隐姓埋名，昼伏夜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获取举报费，然后又迅速消失。

　　因为有猖獗的制假犯罪活动，才有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原本是外出打工的，但在有关部门的重赏之下，他们纷纷加入了职业打假“线人”的行列。有的人是经老乡、亲朋的“传帮带”加入其中的；有的人原来就在制假工厂里打工，熟知内幕而“反水”。

　　在这个特殊的行列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江西省宁都县的洛口、东山坝、对坊等乡镇的偏僻农村。有些人则来自四川、贵州、广西、安徽等省区。他们当中年龄小的不到二十岁，大的有五十多岁。这些人大多数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更谈不上有多高的专业打假法律知识，靠的就是拼命围追堵截，冒险蹲坑守候，然后将获取的线索提供给打假部门，从而获取奖金。

　　11月6日，本报记者专程前往宁都，爬山越岭，走村入户，费了不少的周折，作了许多的解释，终于见到了许多曾经做和正在做的“线人”及其亲属。所见所闻，令记者感慨万千。

　　他们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是一批生存在“风口浪尖”的特殊从业人员。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关心、承认和引导，他们渴望法律的保护和支撑。

　　应当事人的要求，文中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

　　李东：打假“线人”，一段不愿回忆的往事

　　李东是宁都洛口人。在洛口他是较早做“线人”的一个，也较早就结束了“线人”生涯。李东“洗手”不干后在宁都开店，过起了在他看来算是稳定的生活。在他的小商店里，李东十分不情愿谈过去的那段打假“线人”经历。在宁都本地朋友的反复解释后，他才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勉强说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今年35岁的李东，在1996年至1997年间做了一段时间的打假“线人”。在这之前，他在家里做木材、粮食等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四五万元债。无奈之下，他到广东打工。李东先找了一家化妆品厂，半年下来，老板一分钱不给。老板说，厂里没有赚到钱。李东找了当地的劳动部门。劳动部门出面，讲定给2200元工资。但李东左等右等还是没有拿到这笔工钱。后来他到一家制假烟厂打工。厂里什么假烟都做，凡是客户要的，什么品牌的卷烟他们都能做得出来。就是在这里，李东熟悉了制假烟厂的内情。

　　在制假烟厂打工，工资倒是不少。每月600元，包吃包住。但是一年下来，还债还是远远不够的。1996年冬天，李东意外地得知，向公安打假部门举报制假线索可以获取较高的奖金。他决定试试看。李东带着掌握的线索，走进了公安局。当他第一次带着民警指认一个制假工厂时，李东紧张得从头到脚都冒出了冷汗。第二天，他得到了1万元奖金。这个意外的收获让他惊喜不已。要知道，这比他在工厂打工一年赚的钱还多。凭着在制假烟厂打工熟悉的内幕，李东接连举报成功。后来他干脆不再进厂打工了，到外面租房子住，秘密做起了“线人”。

　　李东的如意算盘是，赚够一定的钱，还了债，回家开店过日子。他的确也做到了。他计划再做几次，就“洗手”不干了。但是在1999年秋天的一天晚上(这个日子他记得清清楚楚，但他再三要求隐去具体的时间)，在他的租住地，几个当地的“治安员”来巡查。检查他的暂住证时，“治安员”发现了他包里的名片。名片是打假部门的工作人员给他的，上面有举报时用的联系电话。“治安员”反复追问，这个名片是怎么来的？他不说。他们又追问，来这里干什么？李东回答，打工。他们把他带到了离镇上两公里的一间房子里，用铁棍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背、腰，留下了很重的伤。那些人说，如果放他出去，被老板发现了，会被打死。他们让他把钱拿出来，可以保护他回家。他实在受不了了，打电话给家里，妻子从家里汇了5000元钱过来。收到钱后，那些人才把他送到车站，看着他离开。

　　满身是伤的李东回到家里，妻子抱着他一连哭了好几个晚上。妻子说，你再也不能去了，万一被打死了，我和孩子怎么办？这以后他便在家里开了一家小商店。他知道洛口有不少老乡做“线人”，心里一直替他们担心。在洛口，他也从来不愿在人前提起这段经历。

　　当记者离开他的小商店时，他问记者：“我还能告他们吗？”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真是治安员，还是别的什么人？记者无言以对。

　　骆明：那些老板太毒了。我还想去

　　去骆明住的村庄路十分难走。都是山路。一辆摩托车从身边驶过，立即扬起一阵黄尘。进了村口，迎面两辆摩托车驶过来。记者向他们打听骆明在不在村里。其中一个小伙子警惕地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不在。又是宁都本地的朋友反复用宁都话和他交谈后，他才承认他就是骆明。可以看出，多年做“线人”的经历使他养成了极强的警惕性。之后，他才答应带我们到他山边的果园去，和我们谈谈。

　　骆明曾是宁都籍“线人”中做得最出色的一个，但他也是在邱新荣、李永平出事前挨打最厉害的一个。到了他家承包的果园后，骆明从房间里拿出来一沓厚厚的住院治疗票据。

　　从外表看，骆明是个相当精干的人。从与他的谈话中，也能感觉到他在外面闯荡后多了几分稳重。谈话间，他一会儿要求记者这个别记，一会儿要求那个问题别问得太清楚。

　　记者笑着告诉他：“请你相信，我决不会害你。”

　　骆明今年26岁。十八九岁时，他就开始外出打工了。他曾经在潮阳的地下制假烟厂打过工。有一次，一个同乡告诉他，只要你能提供制假烟厂的准确线索，打电话告诉我，我再告诉省烟草的人。省烟草的人查处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奖金。骆明知道这是件危险的事，但还是决定提供线索。第一次，他和一个同乡一起跟踪一部装烟丝的货车，他俩骑着摩托车，跟了一百多公里，快到一处老房子时，回头发现后面还有一部押车的微型车，吓得赶紧跑掉。后来一次，他和搭档终于提供了准确线索，得到了3万元奖金，两人每人分到了1.5万元。从1999年开始，他就不再进厂打工，一心一意做起了“线人”。凭着他的精明强干，很快他就成了“线人”中的高手。

　　2000年，他和合伙人向烟草打假部门提供线索，打掉了100套制假烟机，拿到了丰厚的奖金。为此，他和合伙人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有一次，天气很冷，他和合伙人从潮阳的卢岗开始跟踪一辆货车，到了陆丰，跟丢了。在哪里跟丢，就在哪里蹲坑守候。几天后，又发现了该目标，接着跟踪，不久还是跟丢了。再蹲坑守候，再发现目标。他们打了辆“的士”，最后跟踪到了虎门。这一趟，5个人参加了行动，光打“的士”，就花了一千多元，总开支八千多元，最后得到1.5万元奖金。每人只分得一千多元。

　　2001年10月，他在潮阳卢岗一个制假卷烟的中转站盯梢，不幸被老板的手下发现了。这些人把他带到车上，蒙上他的眼睛，捆住双手，说要把他活埋。他害怕极了，告诉那些人自己是“线人”，“外面有我的伙伴，你们如果活埋我，你们也跑不了。”也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合伙人紧急联系打假部门干预的结果，他在被关了三十多个小时后，被这些人扔到一个公路路口放了。

　　2001年12月的一天，险些要了他性命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凌晨二三点钟，他和合伙人跟上了一部货车。这个目标他们盯了将近一个月。他们骑摩托车跟在后面。没想到，在他们后面，还有一辆押车的轿车。他被那些人抓住了。他们把他拉到一个地方暴打一顿。他头上被打了十多个窟窿，左手的骨头折成了几断。骆明觉得这回自己活不了了。他咬着牙，屏住呼吸，躺在地上装死。有人用手在他鼻子边试试，说：“不要打了，可能死了。”另一个人还在他胸部使劲地踹了几脚。天亮的时候，骆明看到来了行人，忙喊“救命”，好心的陌生人报了警。后来，他被送到医院抢救。“线人”伙伴向广东省烟草专卖局报了警。第二天，市里的公安、记者都来了。制假老板也被找到了。到第三天，他开始昏迷，连续昏迷了7天。当时还有记者在报道中称他成了植物人。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他活过来了。他的爸爸、哥哥、姐姐、妻子和孩子都从江西赶来了，一家人围在病床边哭成一片。过去快三年了，至今他身上还留下了后遗症，经常头晕，受伤的骨头隐隐作痛，稍微重一点的体力活就干不了。

　　骆明告诉记者：“挨了这样的打，我不甘心。那些老板太毒了。我还想去。”

　　“线人”黄坚的父亲：对国家来讲，打假是好事；从我们来讲，这(做“线人”)是得罪人的事

　　通过朋友关系，记者打听到了对坊乡有个叫黄坚的，几个月前，由于举报假商标被老板叫人用砍刀刀脊砍伤，住了一个多月的院。现在在家养伤。记者决定前往对坊。

　　到了对坊乡，要去黄坚住的村里，还有5公里的山路。当地的朋友找到该村村委会干部。这位村干部十分热情，答应带路，并安排了两辆摩托车载记者进山。

　　山路十分狭窄，崎岖不平，坑坑洼洼。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条山路是人工开出来的。村里的人过去出来全靠两条腿，现在条件稍好的人家，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记者坐在摩托车后座，一路上跌跌撞撞。

　　进了村，一群人在拆土房子。随行的村干部与其中一位五十开外的村民用本地话交谈。记者听不太懂他们的话。村干部回头告诉记者，他就是黄坚的父亲。黄坚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不久前又去广东了。记者坚持要和黄坚的父亲聊一聊。他似乎不太愿意。在记者的坚持下和村干部的劝说下，他终于带着我们来到他家。

　　黄坚的父亲今年57岁，有3个孩子。一家人只有7亩水田，田里一年毛收入2000元。生活十分艰苦。黄坚读到初中就外出打工了。家里人一直不知道他在外面做“线人”。直到今年7月份，听说他在外面被人砍伤，一家人匆匆赶到潮阳看他。黄坚伤得很重，一开始小医院都不接，后来被送到大医院。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他们才知道，黄坚是举报了假商标，遭到制假老板弟弟的报复。黄坚住院时，同村的邱新荣赶了过来，并通过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向公安部门报了案。第二天，当地的许多领导也来了。据说案情牵涉到当地个别公安民警，上级公安部门还安排了保安来保护。黄坚的父亲听说后心里十分害怕，一直提心吊胆。一家人催着黄坚快出院，劝他不要再干“这种事”，还是回来种田。在外面，一个外地人干这种事，什么时候被人打死了都不知道。回来不久，他们就听说宁都有两个人(邱新荣、李永平)被打死了。

　　黄坚的父亲说：“对国家来说，打假是好事；从我们老百姓来讲，对制假造假也很恼恨，但自己家里的人去做打假‘线人’，我觉得不好，我反对他做。”

　　记者问：“为什么要反对呢？”

　　他说：“这是坏人家的财路、得罪人的事情。”现在儿子在家里呆不住，又出去了，心里真是为他担心。

　　回来的路上，记者反复琢磨黄坚父亲的话。慢慢地，记者大约明白了一些他的意思。除了为儿子的安全考虑，他的话里还包含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朴素的劳动观念。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谨小慎微，善良本分，信奉的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去求生活。而儿子现在做“线人”来挣钱，不是靠劳动去获得报酬，而是琢磨堵别人的“财路”，这是不务正业，很不光彩，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格格不入。记者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在外面做“线人”的宁都人，回到家里总是闭口不谈。除了安全的考虑，免去家里人的担心，还有一个心理的因素，毕竟，将做“线人”作为求生活的手段，与家乡传统的要靠劳动求生活的观念相去甚远。可以想象得出，这些打假“线人”，在他乡冒生命危险，东奔西跑，躲躲藏藏，回到家乡，还被人看不起，要承担多大的心理负担啊。

　　记者发稿时，又从广东传来了“线人”挨打的消息。生存在“风口浪尖”的“线人”们，很多人在为你们悬着一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