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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中国人在史书上所能记起的第5000多个冬天了。飘雪依旧，北风如常，而中国人却从未像现在这样为气候冷暖担忧。他们担心的并不是叶落而知天下的秋凉，却是一种病毒在这个初冬是否还会重来。

　　2002年11月16日，几乎就是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之后的一周内，从广东佛山传出的一则消息并没有惊动当时的中国。一种从未发现过的疾病对于这个已经走上现代化发展高速公路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太普通的一条新闻了。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这条新闻酿就了震惊整个世界的关键词——“非典型肺炎”；也编织了2003年春天中国人的临时身份证——口罩。

　　非典型肺炎爆发已经整整一年了，尽管我们经历了患者数字起伏的心惊肉跳；尽管我们经历了高官落马的讶异震惊；尽管人们还在为非典疫苗倾注热情；但是摘掉口罩的中国人已经平静地用事实向世界来讲述一个民族的百折不挠。

　　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在经历了非典时期的挣扎与反思之后，中国的治国精英们似乎在寻找一种与传统的解决社会问题观念不同的方式。那是一种透明化的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度，是一种多元化的舆论渠道，也是一种现代政治的非典型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并不是外界所赐予的，而是从中国政治内部产生的。它摒弃了影响体制健康的因素，它将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经风雨中为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代化政府保驾护航。

　　在整个社会快速驶离非典峡谷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抛弃那段日子里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仍然有人已经开始遗忘他们对于病毒的恐惧，就像遗忘他们对于免疫力的渴望一样，这种忘却，在人是疾，于国是难。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所需要的这种非典型免疫力，并不仅仅是在非典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才发挥作用，而应当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当土地成为少数人手中的财富，当权力成为不法分子的又一道法宝的时候，2003年，这种免疫力已经在悄悄地发挥作用。程维高、田凤山、李真，这些中国政治的“非典型分子”，都在这种免疫力面前现出了自己的真容。中国的政治，不用带上口罩，因为治国精英们已经懂得，什么时候该亮出自己的“非典型免疫力”。

　　数千年前，大禹治水就已经知道“疏”而不是“堵”，数千年后，我们却刚刚学会自身的免疫。尽管这种免疫力或许对于中国人来说来得太晚，但是却带来了一种政治的整体性健康。我们不能感谢非典病毒，但是却不得不欣喜于精英与公众的协作，非典一周年，让我们学会的不但是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关注，更是现代政治对于体制健康的再解读。

　　这种免疫力，来自灾难，却催生幸福。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商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