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沾化冬枣价格高达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公斤，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龙头企业纷纷出现，加工冷藏能力不断加大，冬枣的价格却在直线下降。当沾化枣农不得不心疼地接受五六元一公斤的低价时，那些龙头企业却在南方大城市打出了七八十元一公斤的高价。这让专家对公司加农户模式提出了质疑。

　　农民不满：收益不公平

　　10月10日在沾化县召开的水果营养与人类健康高层论坛上，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余永龙研究员提出，“公司加农户”模式没有让枣农获得公平收益。

　　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前年冬枣让沾化农民人均增收600元，意味着枣农日均收入不足2元，按今年增收1000元计，枣农日均收入也不足3元，这远远低于当地每天15元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即使不计鲜枣生产的成本，枣农的收入也远不及劳动力投入的费用，收与支不平衡，枣农们做的其实是一个亏本买卖，他们没有从产业化中获得应有的好处。

　　枣农收益低，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出卖的还是生产原料和劳动力产品，在大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一般只能作为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虽然现在已形成一定的产业化经营格局，但农民仍处于产业化链条的最末端；由于农民与龙头企业不存在产权关系，尽管这个长长的链条中每个环节都能增值，但增加的丰厚利润，与农民是“绝缘”的。

　　企业抱怨：监督成本太高

　　有一家兔肉出口企业，因产品药残超标被国外退货还遭索赔，问题就出在“公司加农户”这个模式上。因为疫病，一些签约农户的兔子大量死亡，但看到公司的保护价高于市场价，他们偷偷从市场买来兔子交给公司，使企业承受了巨大损失。

　　据滨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检科的李明刚科长介绍，“入世”后，“绿色壁垒”日渐形成，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药残超标检查非常严格，而在这方面，那些走“公司加农户”模式的企业最容易出问题。因为企业的监督成本太高，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防不胜防。

　　不论是就促进农业生产标准化，还是就农副产品出口工作来说，目前的“公司加农户”都不是一种理想模式。

　　专家建议：给农民放权，让企业做大

　　从农户角度来看，余永龙认为问题的要害在于，农民对龙头企业没有所有权，不能从企业的经营中获益。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让农民建立自己的合作制企业，让农民整体进入市场，在产业化进程中由被动变主动。

　　而国家粮食局的丁声俊研究员则提出，需要建立完善“民办公助”的新型冬枣专业协会，由协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在公司与农户中间充当中介组织，有利于保护单个农户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履约率。

　　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里特指出，许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以家庭农场为主，一个农场就是一个企业，按规范的企业制度运营。借鉴国外经验，中国须加强对农民经营能力的培养，结合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改变农村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格局，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推动农业向经营企业化、生产集约化迈进。

　　也有专家建议，“公司加农户”应改为“公司加基地”，大力发展公司自建基地，做大企业自身经营规模，使农产品生产趋向规模化、集约化，提高我国农产品品质，以顺利打入国际市场。

　　本报通讯员　于舜声　张玉峰　本报记者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