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铁路分局的一名职工今年8月向上级写信，举报本单位一名职工的违纪行为。被举报人得知情况后，随即到自己丈夫任队长的西宁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报案。队长的妻子来报案，刑警支队当即立案侦查，于是举报人反成了“犯罪嫌疑人”。

　　检举人遭传讯

　　西宁铁路分局机务段职工李思明今年8月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分别向西宁铁路分局局长、纪委、路风办、西宁站站长、站纪委等寄出了7封匿名检举信，举报西宁火车站计划室工作人员曲某的违纪行为。然而，李思明没有等到上级部门对此事的处理，却等来了西宁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先后对他和妻子刘萍的传讯。

　　9月11日，李思明一上班就被传讯了。警方说，西宁站计划室曲某前来报案，说有人写匿名信诬告陷害她，经过侦查，已经确定匿名信是李思明所写。

　　“他们威胁我说，要是不承认，马上就要拘捕我，要判刑、坐牢，别说工作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信是我写的，我就承认了。但他们反反复复要我承认刘萍和我一起写了匿名信，我当然不承认，因为刘萍压根儿就不知道。为此我们僵持了几个小时。他们又说，你们是夫妻，你都承认了，刘萍知不知道、参不参与都不重要了。为了早点脱身，我只好在笔录上签了字。”下午4点多，李思明被放了出来。

　　李思明写检举信，为什么又牵扯到他的妻子刘萍呢？

　　刘萍原是西宁火车站售票员，2002年9月到计划室任计划员。曲某是计划室主任计划员，在计划室已经十多年了。刘萍说：“到计划室工作后，渐渐发现曲某的一些做法很不合适。明明有票，她就是不打到网上去卖。本应提前几天就卖的票，每次都要等到临开车前才上网，造成旅客在窗口买不上票，最后票却卖不出去。窗口没有票，但只要是她的亲朋好友，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有票。”刘萍也曾向有关领导反映过，但无济于事，只有回家后在丈夫李思明面前唠叨。出于铁路职工的良知，李思明背着刘萍，将这些事情写成了检举信。

　　当事人违心“认账”

　　李思明被传讯的同一天，正在上班的刘萍被一名刑警带走。

　　刚刚被放出来的李思明得知刘萍被带走后，急忙找到了刘萍的姐姐刘梅。情急之下刘梅打电话找到了曾经共过事的铁路公安处处长马某。刘梅向记者讲述了他们通话的情况：

　　“马某说给我出个好主意。据他所知，刘萍一直不承认自己参与写了匿名信。他让我去给刘萍做工作让她承认，否则要判2至5年刑。马某还承诺只要刘萍承认了，保证对她什么伤害也没有，不会判刑，工作也保住了，并且不会从计划室调走，他们两口子承认写匿名信的笔录也不会给任何人看，就等于案子了结了。”

　　“我将信将疑地问：‘那曲某和白队长那儿能行吗？’马某说：‘你放心，他是我的刑警队长，肯定听我的。他们两口子的工作我去做。’”

　　于是，刘梅在马处长的安排下，当晚见到了正在被审讯的刘萍。刘萍坚持说，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为什么要承认？在刘梅的劝说和两位刑警的反复游说下，刘萍抱着“别人会骗我，自己的姐姐不会骗我”这种想法，违心地承认了自己写过匿名信，并配合刑警做了笔录。

　　深夜，姐妹俩走出了拘留所。

　　次日上午，警方的调查结论递交到了西宁站。其结论写道：“本人承认是自己写了匿名信”。西宁站接到这样的结论后，认为两个人再没法一起共事了，于是做出了“免去刘萍客运车间计划员职务”的决定，将刘萍调离计划室。

　　这封信究竟是否有诬告陷害的性质？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宁铁路分局路风办、西宁站站长、西宁站纪委等部门和领导。他们均对此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据介绍，举报信中除了一件反映曲某和旅客吵架的事比较具体外，其他方面都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事实而无法查证。按照我国法律对举报信的有关规定，不会再去追究是谁写的举报信，也不会向公安机关建议立案侦查。

　　那么，刑警支队立案侦查的依据是什么呢？负责办案的刑警支队政委肖某等人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曲某拿着材料来报案，说有人诬告陷害她以票谋私，为维护本人的人身权利及名誉，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请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刑警支队遂以“诬告陷害罪”立案，报请铁路公安处签发后，由重案组负责办案。

　　记者提出要求看案卷时，对方以要开介绍信为由拒绝了。

　　几经周折，警方始终没有让记者看案卷。但刑警支队政委肖某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此案诬告陷害不成立，不作刑事处理。”

　　是典型的?饲榘?

　　刑警支队长的妻子到刑警支队报案说有人诬告她，刑警支队于是火速立案，重案组出马，政委挂帅，不出一个月，案子结了。虽然案件的结论是“诬告陷害罪不成立”，但最终以举报人妻子被调出所在部门而告终。办案人却说：“我们办的是铁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据了解，铁道部得知此事后，立即组成调查组调查。调查组认为，西宁铁路公安处在这起案件上确属违法办案，是一起典型的人情案、关系案。西宁铁路公安处负责人已向李思明、刘萍当面赔礼道歉。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