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大上海，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位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的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蒂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左图：巴金与萧珊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问萧珊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账。”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定。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写，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这样，他的侄子、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和萧珊结婚。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堂。
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往萧珊的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
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晓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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