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读罢练洪洋先生《如果羔羊可以拒绝被吃》(1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一文，深感练先生的确点出了目前弱势维权的窘境。但是，笔者却感觉练先生似是把“赋权”和“维权”两个过程混为一谈了，因此得出了并不妥当的结论。

　　应该说，通过行政命令手段规定“干部不下井跟班矿工可拒绝下井作业”；“交警对违章的司机不敬礼司机有权拒绝处罚”；“学校出现乱收费家长可以拒付”等本身都是积极有效的好办法。但练先生所见“这是画在壁上的权利、吊在半空中的权利，要不起”问题，在很大范围内确也属实。矛盾吗？其实不矛盾。客观地说，发生后边“要不起”的问题，并不是前面的办法本身有什么不妥当处，因此归咎于“制定这类政策者的视角有问题”是板子打错了地方——笔者认为，“要不起”，这些权利也得给！

　　抛开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权利观问题，也姑且不必谈权利的所由所自或让渡等概念。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在数千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治民思想下，普通民众权利意识淡薄、面对权利多持被动(甚至拒绝！)的态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被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进程起不到推进作用，略显滞涩不畅。因此，当务之急是培养每个人的权利意识，让权利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积极的主张，而上述“矿工可拒绝下井作业”、“司机有权拒绝处罚”之类赋权措施，正可视为“使民知之”且还权、还尊严于民的做法，毕竟是进步。

　　某些权利因“不敢要”或“要不起”从而成为了“画饼”，固然有维权途径不畅的外部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民众之中权利意识的普遍阙如。试想，假如在安全漏洞未得弥补之前，所有的矿工都将拒绝下井，则所有矿工的安全及尊严便都得到了保证。之所以有人“乐而不为”，源于其对权利既未“自觉”、亦未“他觉”，因从未尝到过权利的“甜头”，故能轻易放弃。

　　因此，需要更进一步为弱势者赋权再赋权，让他们明了自己的一切权利。只有当他们能把自己的权利记在心上拿在手里时，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权责关系双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一方完全掌握着另一方的软肋甚至是命脉”的局面，才能真正做到“监督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争取自己的权利”。

　　练先生的思路，是让别人把弱者保护起来，未能立足把“弱者”培养为“强者”，忽略了“弱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故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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