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学武

　　“私愤”者，个人的愤恨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私愤”是“帽子工厂”的拳头产品，给谁戴上谁倒霉。谁对政府和领导有意见，谁就是有“私愤”，无论是私下表示，还是公开发泄，都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愤”的对象只是基层政府和下级领导，就在“革命大批判”中接受教育和改造；如果“愤”的对象是高层政府和高级领导，则要坐牢，甚至“罪该万死”。

　　如今时代不同了，宪法取消了“反革命罪”，个人对政府和领导有意见，可以反映举报甚至上访告状了。不过，这只能“有组织”、“有程序”地进行，而不能自行其是。否则，上访者也可能被扣上“破坏稳定”的帽子，举报者也可能承担“妨碍公务”的罪名。而且，如果谁有什么冤屈和不满走投无路，不得已采用种种极端的方式发泄，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尤其是重要场所进行。否则，其性质就会变成发泄“私愤”，就会受到法律制裁。

　　“私愤”既不能公然发泄，就只能私下发泄了。事实上不少人的“私愤”是在自己家里发泄的———有的农民因告状无门在家里喝农药，有的工人因上访不成在家里上吊，有的职员因举报遭打击报复在家里割腕……同样是发泄“私愤”，但由于场所不同，似乎没有人过问追究。由此看来，有“私愤”并不违法，发泄不当才“必受法律严惩”。

　　“私愤”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对某个领导和某级政府之所以“心怀不满”，主要因为个人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而且“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譬如有个农民因所承包土地被村干部强行霸占，于是逐级上访讨“说法”，结果“说法”没讨到，却讨来一身债务和一顶“破坏稳定”的帽子；有个居民因自家房屋被有关部门暴力拆除，于是四处告状讨“补偿”，结果“补偿”没讨到，却讨来一笔数目不小的罚款和一张行政拘留通知书；有个工人因工厂“改制”下岗拿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而厂长借“改制”之机把国有资产白白送给私营老板，从中收取巨额贿赂，于是写信举报讨“公平”，结果“公平”没讨到，却讨来一阵惊心动魄的恐吓和一顿遍体鳞伤的暴打……面对如此遭遇，谁不义愤填膺？如果这也叫“私愤”，可以置之不理，甚至打入另册，那么个人利益怎么得到保护？不是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么？群众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的，个人利益是群众利益的一部分，而许多人的“私愤”正是个人利益受到侵犯而引起的，因此“私愤”也不是小事，也不能小看。

　　《辞海》诠释“私愤”时，例句是《宋史》中的一句话：“进(高进)曰：‘张侍中(张永德)诛我宗党殆尽，希中以法，报私愤尔。’”诠释“公愤”时，例句也是《宋史》中的一句话：“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由此可见，在封建王朝，圣上的事情乃是“公愤”，臣子的事情乃是“私愤”。李莲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太后的事无小事。”那时哪有“群众利益无小事”？因此，百姓的“私愤”当然就被严禁发泄了。

　　什么叫“私愤”？“私愤”应该怎么发泄？法律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其实“私愤”也是一种个人权利，也应该得到重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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