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胜国

　　“禁令”刚刚热起来的时候，就有人指出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制度浪费。时过一年余，“禁令热”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近段时间而言，受到媒体关注的“禁令”就有西部某省出台的公务员严禁嫖娼等“八不准”的规定、广东省某市出台的《法官和律师关系“六不准”》等。公务员不准嫖娼和法官不得与律师在一起打麻将，这样的常识也成了煞有介事的“禁令”，看来“禁令”的确太掉价了。

　　我们当然不能不加分析地反对出台“禁令”，但“禁令”重复出现，无疑是制度的重复建设，必将增大了行政成本，有损于法制的权威。同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就会发现“禁令”所针对的，确实是行政部门（也包括握有特权的企事业单位）的一些痼疾。“禁令”或许不是一剂治本的药方，但它所针对的病情却是准确的。一项规则以党纪政纪或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过后，又以“禁令”的形式出现，其根本还在于这种规则所针对的负面现象长期没能得到有效遏制。

　　不言而喻，“禁令”得以出现，往往都是某些负面现象对人民利益造成了较大危害，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甚至已经激起民愤。在这种情况下，一道简明而严厉的禁令确实能起到棒喝的作用。比如说，公安部颁布的“五条禁令”确实整肃了警风警纪。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禁令有用，然而有限。“禁令”要禁的事情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就在于违禁成本太低。换言之，犯了事也没什么了不起，因而“犯事”就成了无关痛痒的事情。

　　置身市场经济体制，每个人面对规则的约束和利益的诱惑时，他一定会对成本、风险与收益进行权衡和比较，然后再决定是遵守规则、拒绝诱惑，还是破坏规则、谋取私利。如果所冒风险非常低而效益又可观，那么规则就会形同虚设。只要我们明确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禁令”会三令五申生生不息，明白了为什么看似时髦的“禁令”管不了多少用，甚至也就明白了规则与潜规则。

　　医生查出了病情，在没有找到治疗的药方时，先用一些缓解症状的药剂未尝不可。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进一步摸清病灶，找到病因。正因为此，仅仅指责禁令的形式化没有多大用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为什么一项项制度变成了空壳，我们的机制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