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词《贺新郎·别友》究竟是写给夫人杨开慧还是写给他曾经的红颜知己———陶毅的？在1923年毛泽东挥笔写下这首词时，他和杨开慧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感情风波呢？

　　一首词留下难解谜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词牌名《贺新郎》，从1923年至1973年先后有6种手迹，在修订过程中风格由婉约趋于豪放。1961年毛泽东将此词的抄正稿交给卫士张仙朋时，又加上了一个标题《别友》。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注的《毛泽东诗词集》将此词列为开篇之作，并在第一条注文中明确写道：“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这种解释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疑点是：一、毛泽东1920年即与杨开慧恋爱同居，此词如赠杨开慧，标题应为“别妻”，不能写为“别友”，因为毛泽东即使出于疏忽，也不会混淆妻友的原则界限。二、1923年11月23日，杨开慧正在离长沙四十多公里的板仓分娩，生下了她跟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因此，她完全没有可能到长沙城东小吴门的火车站跟毛泽东挥手告别。如果排除了杨开慧，《别友》的主人公是谁呢？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毛泽东早年友人、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其人其事

　　陶毅，字斯咏，1896年生，1931年去世，享年仅35岁。她是毛泽东的同乡，又是新民学会为数不多的女会员之一。她主张教育救国，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1920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发起文化书社，陶毅是支持者和投资人之一。他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毛泽东：《发起文化书社》，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名单见同月5日至6日湖南《大公报》。同年11月，毛泽东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讨论（毛泽东：《“驱张”、“自治”与我们的根本主张》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正是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跟陶毅一度产生了感情。当时有人热烈地追求陶毅，但遭拒绝。陶长期在长沙周南女中任教，终身不嫁。

　　究竟是写给谁的？

　　那么，能否据此就断言此词是书赠陶毅的呢？我认为也不能。一、易礼容老先生是十分慎重的。他生前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推测。他讲的也许是此词跟陶毅有关，不能根据这种模糊记忆就把陶毅断定为书赠对象。二、1986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明确告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乔木同志的说法自有其史料依据，不可能在这种严肃问题上随口妄言。三、更为主要的是，此词如赠陶毅，其内容则更不可解。比如，“知误会前番书语”。毛跟陶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这肯定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疑团。“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毛跟陶之间虽然一度产生过感情，但陶在毛心中的地位毕竟超不过杨开慧。毛如果对陶说“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那将置杨开慧于何地？

　　笔者丝毫没有为贤者讳的意思，更何况我们当前置身的是一种宽容开放的文化环境。笔者和读者共同追求的仅仅是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笔者认为，解读这首词，关键是破译“别友”二字。总览全词，描绘的并不是一个长亭折柳、依依惜别的具体画面，而是抒发作者此番离开故乡奔向新的革命征途之前的一种心绪。“苦情重诉”中“苦情”，指的是杨开慧生产前后面临的具体困难。毛、杨同居后，夫妻聚少离多，此时杨开慧重诉苦情，产生凄然之感，实属人之常情。“知误会前番书语”中的“误会”，系指杨开慧得知毛、陶感情纠葛之后一度产生的家庭风波。通过解释，这场风波已经云消雾散。毛深感杨开慧的胸怀博大，通情达理，故发出了“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肺腑之言。“人有病，天知否？”是作者的自责，也是一种自解。所以，标题中的《别友》二字，准确地说，是指毛泽东告别了跟陶毅之间一度产生的儿女私情，跟杨开慧恢复了“重比翼”的和谐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首词后阕中“要似昆仑……”等句，作者曾作过多次修改。先写的是“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毛借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达了他对杨开慧进行感情补偿的决心。“翠鸟”即翡翠鸟，典出曹植《洛神赋》。“珠树”，即生长珠玉的树，典出《山海经·海内西经》，表示毛对杨开慧爱情的坚贞，愿杨能在自己的心树上永远作巢。后来再改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小儿女”，或改为“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更不为寻常小儿女”，都表达了作者以革命事业为牺牲个人感情的凌云壮志。

　　杨开慧手稿中发现证据

　　笔者上述阐释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根据杨开慧1928年10月撰写的自传手稿。这份手稿长达54厘米，宽26．7厘米，纸质，1982年3月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后山墙的泥缝中发现，现存湖南省博物馆。杨开慧在自传中说，她原本对爱情持绝对完美主义态度，“不完全则宁无”，一度决定独身一世。后来接触了毛泽东，“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便爱上了他，但并没有主动表白，直到毛泽东写了许多求爱信，又通过友人转达了他的苦闷，杨开慧才改变了态度，决定跟毛泽东共命运，为毛泽东而生。大约在1922年左右，杨开慧了解了毛跟陶的关系。她在自传中写道：“忽然一天，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地被这一击又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的脾气。我更加惟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从此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这篇自传，提供了“知误会”这件佚事的历史真相，也证实了杨的宽厚的确使这场家庭风波成了过眼云雾。杨开慧对人生的理解，也为解读“人有病”一句提供了合理依据。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共留下了五十多首诗词。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和特殊文才，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了文艺宝库中的珍品，而且成了凝聚着炽热的灵魂与血肉的中国革命“史诗”；简而言之，这些作品既是“诗”，也是“史”。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他作品的“史实”价值。1962年4月，《词六首》在《人民文学》杂志刊登时，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引言。他谦虚地说，这些作品“文采不佳”，但“作为史料，是可以的。”所以，澄清毛泽东诗词的史实内涵，不仅有助于对这些作品的鉴赏，而且对于挖掘其文献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

　　（摘自《今晚报》陈漱渝文）

　　(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