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节选—— 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下）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6日08:20 东方网-文汇报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

，尽可利用官方渠道。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一九七○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一九七○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通过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

　　    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在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大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毛泽东这一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但极少人知道，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发生险情，周围的人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不久讲到的基辛格所说的话：“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毛泽东的护土长吴旭君也说：

　　    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不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