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海人如此坦然地面对上海的开埠。

　　11月17日，上海开埠160周年的日子，沪上媒体将一直令人痛心疾首的开埠当作一件大事，第一次，从容地追忆，坦然地表述。

　　12月14日，上海将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开埠到开放》，一直被学术讳莫如深的开埠作为其中主题，第一次，从容地聚焦，坦然地评说。

　　“第一次”，总是意味着突破。日新月异的上海太需要与时俱进的突破。前日，记者与国际研讨会主办负责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熊月之竟夜长谈，关于上海，关于上海的开埠。

　　义愤，不能代替生产力

　　记者：无论如何，是全球扩张的列强帝国用舰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门户，民族耻辱总是上海开埠的胎记。当然，满清专制下的中国也远非是什么王道乐土。

　　熊月之：你们知道吗，世界上第一个租界，就是出现在开埠后的上海，后来又发展成为世界“最大”———上海的英、美、法3个租界面积之和，相当于上海以外其它所有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讲上海开埠总会讲到租界，但是，开埠等同租界吗？租界等同殖民吗？租界如何发生了后来的嬗变？我想说，探讨历史首先要搞清史实。

　　记者：说到上海开埠，很多年来我们除了义愤似乎不会再去面对它，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熊月之：是不是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曾经过多地把伦理善恶当作了评价历史进程的唯一尺度。我还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吧，道德的义愤，不能代替生产力的需求。

　　记者：记得是到了上世纪后期，我们终于直言不讳地喊出了“落后就要挨打”。上海开埠150年的时候，还听不到什么动静，今年160周年，“回避”一反常态成“热点”。

　　熊月之：我想这不是一个偶然，它体现了社会整体心态的转变，思想的开放，观念的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八个字———因为自信，所以坦然。

　　开埠的误读

　　记者：提到开埠，必然会想到直接导致开埠的鸦片战争，“鸦片”怎么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呢？

　　熊月之：《南京条约》是一个让中国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战败，鸦片生意更是红火，但是人家不是同你只做一宗贸易，你要是争气不吃他的鸦片，鸦片也就没市场，一个王朝腐败了，鸦片挡也挡不住。社会化大生产波及全球，谁家的“门”也关不住。开埠是要做生意，做生意总有优势方、劣势方，现在也一样，这不能一概而论说是不正常。当然，生意的目的是逐利。

　　记者：你是怎样理解上海的租界？

　　熊月之：首先我想澄清一种误读，上海开埠不等于开辟租界。开埠是在1843年，租界出现是在两年后的1845年。开埠之初，谁也没想到过租界，全世界也没有过租界。外国人跑到当时列中国第12大城市的上海来做生意，当然是住在城厢里，可老被人“当马戏看”，围观的滋味很难受。而中国地方道台老爷也琢磨着“华洋混居”易生事端，乐得顺水推舟把城外那块芦苇地租给洋人去住，租金一年一亩1500文，仍归中方管理。

　　记者：后来上海租界怎么会变成一块“殖民飞地”？

　　熊月之：那是8年以后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知县给砍了，道台给绑了，老百姓潮水般涌入租界，租界人口从不到三百猛增到十几万。洋人赶紧修改租界章程，管市政，搞武装，还成立了司法和税收部门。当时清政府正被太平军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这“屁大点的事”，等战事结束，洋人再不肯拱手相还。严格说来，上海租界是在上海开埠11年后，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的。所以，开埠不能简单与殖民划等号。

　　开埠告诉

　　记者：这么多年来，上海曾经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开埠？

　　熊月之：今年是开埠160年，记得开埠50周年时上海大写特写了一笔。这是个奇巧的日子，1893年的11月17日，偏偏这天又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上海人对这位挪用海军军费过生日的“老佛爷”并无多少热情，但求面子上不“忘尊君亲”，而“通商50年庆”则搞得锦天绣地。据《申报》记载，当日“自清晨起各处悬灯扯旗，耳目为之一新”；赴会的中西人士应接不暇，“至午后已不能乘车游”；入夜，大马路彩灯齐放，浦江上烟火齐飞，“观者蜂屯蚁集，如游不夜之城”。

　　记者：开埠100周年时的上海，又是如何反应？

　　熊月之：活脱脱一场大丑剧。1943年，听说英美就要宣布将上海租界归还中国蒋介石政府，已经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日军，抢先上演政治秀。那天上午10点，先是汪伪政府遵旨“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发誓与“日本同生共死”；一个小时后的11点，汪伪政府再次粉墨登场，“签收”了日本枪口下的上海租界。开埠的第100年，早失去开放姿态的沦陷中的上海，随处可见是隔离网里的城市凋蔽。

　　记者：尽管150周年的1993，上海“只字未提”开埠，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实现了“从后卫到前锋”的中国战略角色转换，以全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

　　熊月之：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世界已经连成一个系统，里面有个内在驱动力，意识到是进步，意识不到，也很难躲得过这个“势”。从“大生产社会化”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埠的一个多世纪告诉我们———开放，势在必然。　??被动开埠，主动融入

　　记者：当年中国五个城市同时开埠，何以上海迅速成为世界级开放大城市？

　　熊月之：外国人最早“看好”的并非上海，而被“看好”的地方文化根基很深，反入城拉锯战就打了十多年。当时上海这个地方是个远离政治中心的生意码头，南来北往五方杂处，移民聚集的特性就是开放度大、包容力强，外国人很快就抢滩上海了。

　　记者：抢滩只是一个开始吧？

　　熊月之：上个世纪初，北方省份的“洋鬼子”被杀了很多，八国联军又把北半个中国捣得满目疮痍。而正是以上海为中心，搞出个“东南互保”，上海始终理性地保持与外国的交往，与世界的联系，一跃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也是因了开放度，随后的一战期间，外国资本纷纷从战火纷飞的西方转到上海，“摩登时代”的上海，与世界同步。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超过”巴黎，成长为“世界第五、远东第二、中国第一”大都市。

　　记者：你曾提出过一个“租界的两重性”问题。

　　熊月之：世纪之交的时候，媒体连篇累牍，历数中国最早的电灯、中国最早的电话、中国最早的汽车、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厂……引以为上海的骄傲。鸠占鹊巢的外国人确实在上海刻下了诸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殖民屈辱，但上海也是自开埠始，接受了全新的生产力。是上海开放的心态，将被迫的开埠变为主动的融入。本报记者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