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潘占林

　　外滩驻特拉维夫特约记者 吴文越

　　在南联盟，潘占林经受了美国轰炸我大使馆的考验。在以色列，他又为中国劳工遇害多方奔走。2003年11月，61岁的他告别生活了三年的以色列回国，从而也为他三十余年的外交官生涯划上了句号。

　　从1967年进入外交部大门，潘占林曾在多个国家工作过，他先后担任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南斯拉夫联盟、以色列国大使。

　　在不久前他举行的告别晚餐会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对《外滩画报》记者说：潘是一个非常好的大使，但惟一的遗憾是，潘将要离开这个国家。

　　在回国前夕，潘占林接受了《外滩》记者的专访。

　　“哪儿打仗我到哪儿”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您曾在许多国家工作过，包括之前在南联盟当大使，经历了美国轰炸我大使馆；现在您又来以色列当大使，在这两个国家，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感觉？

　　潘占林（以下简称潘）：有些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到哪儿，哪儿就打仗。我说，不对，应该是哪儿打仗我到哪儿。

　　我到南斯拉夫，当时南正一分为五，波黑战争已经结束，随后又爆发了科索沃战争；我到以色列是在2000年底，当年的9月28日，巴勒斯坦人开始“石头起义”。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之间这种低烈度的战争已经开始。

　　这两个国家，南斯拉夫现在已趋于平静，不过一些潜在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斗争，隧道的尽头还看不到亮光。这是个旷日持久的热点。到这两个地方工作，要非常地关注形势，任务都不轻松。但我也感到充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我相信，在人民的推动下，和平迟早会降临到巴以这块土地上。

　　斡旋工作如“精卫填海”

　　《外滩》：相对来说，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对中东问题关注要少一些。您怎样看中以关系，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立场和对策？

　　潘：中东地区，离我们国家其实并不遥远。从战略意义上讲，属于我们的大周边。我们当前外交的主要任务，要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也包括我们同周边国家，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们重视同中东国家发展关系，也重视同以色列发展关系。中以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也有共同点，在两国高层领导的互访中，在两国外交协商中，也包括我们特使在中东的斡旋中，我们主要起促和的作用。

　　我到以色列来后，两国关系出现了障碍，有所降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推动消除这种障碍，使两国关系重新获得发展的势头。从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出发，我们也需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我们配合国内做了一些工作，两国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又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

　　《外滩》：对和平，经历过战争的您肯定更有体会，现在中东局势又趋紧张，“路线图”已停滞不前，您怎样看当前的这种和平困境？另外，您能否具体谈谈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的斡旋之行？（10月19至29日，王世杰特使先后访问了叙利亚、埃及、黎巴嫩、沙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访问期间，他分别会见了六国政要及联合国秘书长驻南黎巴嫩特别代表，与他们就中东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潘：中东问题盘根错节，不是一个斡旋就能解决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冰化雪消的，所以需要国际社会、巴以双方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巴以的政治家，从历史的高度作出政治决断。

　　我们的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来这里斡旋，起两个作用。一是可以传递一些信息。我们历来讲“和为贵”。我想这个思想也会终究为巴以双方接受。另外，我们特使来这里斡旋，也加强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了解，有益于对双方做工作。我们也不期望一朝一夕就见到成效。但斡旋工作就是这样，像精卫填海，需要我们不断地做、耐心地做。

　　关心同胞是重要任务

　　《外滩》：中国人在以色列比较多，在劳工中，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一些非法的，劳工也多次遭遇自杀性爆炸，请问大使馆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潘：现在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核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是外交部和政府的派出单位。在巴以这个地方，关心同胞的安全，是我们使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三次自杀性爆炸中，去年的耶路撒冷“4·12”爆炸，特拉维夫“7·17”爆炸，以及今年特拉维夫的“1·5”爆炸，这些偶然事件发生，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我们随时发布安全警告，提醒工人注意安全。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但把通知送到公司，也送到工人手中。尽量地避免或减少工人的伤亡。

　　我们对死者的善后处理做了详尽的安排，他们的遗体都运回国内安葬，对家属的抚恤得到了落实，让亲人感到了慰藉。伤者也在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有的根据伤残程度，也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抚恤。轻伤的恢复后又在以色列开始了工作。

　　另外，我们的工人，有的是合法的，有正常的工作签证；但有些工人，签证过期了，他们继续在这里逗留，按照以色列法律是违法的，我们大使馆要帮助他们交涉。有的时候他们被打、被抢、被关进监狱。我们也派人到监狱去看望他们，有的护照被雇主扣留，有的护照丢失。我们尽快给他们颁发合法证件，回国的颁发旅行证。

　　最近以色列方面提出，允许一些签证过期的外国劳工合法化，我们想方设法尽快发给他们护照，使他们能尽快得到签证，我们使馆是一个办事机构，应当代表工人的根本利益，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

　　和平曙光也许并不遥远

　　《外滩》：以我们在这里当记者的感觉来说，普通以色列民众对中国人是非常热情友好的，您作为大使，一定也碰到形形色色的以色列人，能否请您谈谈对以色列人的印象？

　　潘：以色列人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有深切体会。中国人和犹太人有传统友谊，公元8世纪，在河南开封，在当时就有犹太社团，当时皇帝也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的人还当了县太爷。

　　在十月革命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很多犹太人到了中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犹太人躲避迫害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都生活得很好。有的办企业，有的做文化，这些人现在移居以色列，对过去都有美好的回忆，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世界排犹浪潮非常高的时候，中国对犹太人一直友好。中国没有排犹历史。这是我国和以色列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

　　《外滩》：在不久前您的告别晚餐会上，我采访佩雷斯时问他对您的看法，佩雷斯说，您是一个非常好的大使，惟一的遗憾是您需要离开这个国家。您能否也评价一下您接触过的以色列领导人。

　　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家，不乏有高瞻远瞩的人，我相信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解决巴以冲突，带领以色列人走向和平。

　　《外滩》：您既然说不乏杰出政治家，但为什么在这块土地上，依然看不到和平，您认为症结到底是什么？

　　潘：双方的矛盾太多，民族、宗教、领土纷争交织在一起。确实，巴以之间过去没有明显的边境，实际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问题也由此复杂。我们需要政治家的胸襟，忘却过去的恩仇，重新开启两国的和平共存。

　　《外滩》：那按您的预测，究竟什么时候，现在的暴力才会结束，这片土地才能迎来和平。

　　潘：毛主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不能未卜先知，但对未来能够也应该说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和平现在确实很难预见，但和平终将降临在这块土地上，巴以除了和平共存，除了共同发展，别无出路。我相信，曙光也许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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