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难民的特殊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6日13:55 外滩画报

　　84岁老人的亲历与难以忘却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临死亡威胁的2.5万犹太人在上海这座东方城市被接纳，他们在这里躲过了生命的劫难。

　　6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特殊客人早已离去，但他们给这座国际城市留下的教堂还在，

他们生活过的那些弄堂还在——发生在两个民族之间的动人故事永远附着在这些无言的老建筑里，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外滩记者贺莉丹/报道

　　会堂的活字典

　　84岁的王发良老人曾经亲历过那段历史。

　　与往常一样，上午9点，84岁的王发良准时推开了位于虹口长阳路的摩西会堂——“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的大门，他会在这里与天南地北的旅人相伴，开始一天的讲解。

　　这位在摩西会堂里担任了12年讲解员的老人恐怕是沪上年龄最老的讲解员了。“上了年纪的人一个个地去世了，我担心的是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也许以后的人都无法了解。”老人动情地说。因为对那段历史了然入心的铭刻，王发良被沪上不少研究犹太史的专家称为“活字典”。

　　1919年，王发良出生在虹口区公平路。虹口区最初是英美租界，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虹口区成为一个公共租界，它也是后来犹太人活动的中心地带。30年代，王发良一家搬到唐山路818弄5号，以种花为生的父亲难以靠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于是初中毕业的王发良开始到英国人开的氧气场去做学徒，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王发良曾经亲眼目睹日本人烧毁商务印书馆，逃避日本飞机轰炸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一起仓皇逃难。王发良说：“舟山路是当时犹太人会聚的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犹太人在一起讨论战事、讲述逃难的经历。他们比别人更关心这些，包括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新闻，我都是从他们那里知道的。”

　　那段日子，王发良的身边充斥着许多从欧洲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他曾经在俄罗斯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工作过，同住一个里弄的两位同事也是犹太人。战争结束后，王发良买下了他们的房子。王发良说：“当时在虹口区生活的都是一些贫困的中国老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会导致交流障碍，但我们的命运是同样的。犹太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总有些独立和不合群。”

　　因为熟悉犹太人生活，王发良退休后被虹口区政府外事办请来担任摩西会堂的讲解员。12年里，王发良每天都要用熟练的英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犹太人二战时期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事实上，一批有实力的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中叶就经由葡萄牙、西班牙到中东再到上海。这批犹太人主要从事房地产生意，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嘉道理、沙逊、哈同等人，上海大厦、河宾大厦都由他们建造。从1932年开始，更多的犹太人陆续来到上海，他们中有公共汽车司机、工程师、医生和教授等等。”

　　虹口隔离区的犹太生活

　　两条犹太人居住的弄堂，被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中国的苗人。”这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的一个著名论断。

　　1937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惟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市。上海接纳了2.5万犹太难民，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太难民人数的总和。

　　匆匆抛弃世居的土地和房子，提着薄薄的行李，被求生愿望逼迫着的这些犹太难民匆匆踏上了拥挤的轮船，穿越了半个地球，终于某一日，轮船缓缓停靠，一座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出现在眼前，这座城市是否能接纳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个隔离区约包含有15个街区。隔离区内那些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隔离区内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的护照上都印有“J”字标记，用以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

　　对于隔离区的历史，年轻人不太了解，而下海庙附近上了年纪的老人却记忆犹新，“二战的时候，曾有2.5万犹太难民就拥挤地住在这里的格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架着，进出口处由日本卫兵把守，犹太人出入时要向日本士兵敬礼，拿出身份证检查，有时还要被搜查携带的东西。”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沈国华也告诉记者：“犹太人进入这个隔离区后，得到通行证后才能外出，通行证的正面写着外出的时间，背面划定了通行的范围。”

　　“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这是作家陈丹燕笔下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在上海，犹太人也用这样的顽强支撑起逃难的生活。

　　公平路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是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采用“空投”——将面饼等食物掷过去的原始方法救助了他们。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在一起的上海下层劳苦大众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犹太难民寻找工作；为犹太难民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如临时照顾犹太小孩、借给犹太难民一些生活用具等等；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如霍山路小学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等等。

　　可以说明问题的一组数据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的时候，迁移和逃亡来到上海的2.5万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之外，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出生了408人。1945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离开上海回到欧洲。

　　割舍不断的情怀

　　1994年上海犹太人开始从世界各地回上海重聚，老人们因为找到了当年一个个记忆中的物事而老泪纵横。

　　就在11月17日，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还接待过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犹太老太太。潘光说：“犹太研究中心和世界各地几千名犹太人保持着邮件联系。这样的事情研究中心每个月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半的犹太老人已经去世了。”

　　几年前，78岁的美籍犹太女作家瑞娜·克拉斯诺女士回延庆路上的故居重游。在曾经住过的房间，现在的主人，一位90多岁的退休医生指着身边的欧式家具对她说：“如果这是您留在这里的，您可以全部拿走。”

　　老上海犹太会堂

　　摩西会堂 1902年，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已有25户，他们即组织了自己的教会，并在5年内建造了摩西会堂。随着上海俄罗斯犹太人日渐增多，1927年，摩西会堂迁址到虹口华德路62号新址，仍称摩西会堂。现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地址：长阳路62号。

　　拉希尔会堂和阿哈龙会堂上海最早的犹太会堂是埃尔会堂，于1887年8月2日通过捐款而开始兴建的，地址不详。

　　20世纪20年代，先后由沙逊和哈同捐款兴建两个会堂。一所为现在陕西北路500号上海市教委内的拉希尔会堂。另一所阿哈龙会堂，原址在湖州路42号，现已拆除。

　　北京路会堂和博物院路会堂根据记载，北京路16号曾有一座犹太会堂，俗称“北京路会堂”，早已拆除。新址：北京东路40号。在原博物院路上的一所犹太会堂，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新址：虎丘路50号。

　　拉都路新会堂 1941年，一座能够容纳1000人的新会堂在拉都路的102号落成。不久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百老汇会堂百老汇路会堂因开拓路面，部分已经拆毁，部分改作居民住宅，尚有遗迹可寻。地址：大名路125号。

　　——摘自《上海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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