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海岚 楚芹/报道

　　陈思和

　　“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

　　巴金这样的文化泰岳，任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之声而已。但是，我从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中，明显感受到当代知识者的忽略或隔阂之处。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在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下，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思想僵化保守的权力阶层；90年代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巴金在《随想录》中起先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体现社会良知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他感受到压迫越来越严重，就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从消极意义上拒绝与权力者的某些行径合作。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学者)

　　陈村

　　巴金小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激流，施蛰存小说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和“海派文学”的始祖

　　对于巴金先生和施先生的个人了解，我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两位先生的著作，我确实曾经认真拜读过的。从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来说，巴金先生的小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激流，在当时对于中国小说和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施先生的小说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和“海派文学”的始祖，尤其是对海派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巴老先生虽然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却将眼光投向了整个中国，他的小说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呼声；相较而言，施老先生早期从事的小说创作应该是更加偏重于心理分析，被誉为“新感觉派大师”，是“海派小说”的源头之水。由此来看两位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和地位，自是各不一样的。

　　上海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比起其他城市，她有着更为宽广的胸怀和更为活跃的思想。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选择将上海作为长久定居之地，除了某些历史环境的客观因素，我想上海本身具有宽容、时尚，对于一名文化工作者而言，也是非常具有魅力的。

　　（陈村：著名海派作家，上海作协成员，作品集有《鲜花和》、《两代人》等）

　　陈子善

　　他们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记录上海和整个中国的文学史和学术史

　　作为世纪老人，两位先生都曾经遭遇过在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灾难，比如抗战、比如“文革”。可以说两位先生都经历过相似的坎坷和沧桑，但两位先生的个性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毕竟又是不一样的。

　　巴老先生年轻时便以《激流》三部曲传世，用内心“火”一样热烈的激情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即使在经历过重重打击和迫害之后，先生内心里“火”一样热烈的激情仍然没有改变。“文革”刚结束，先生便开始动笔写《随想录》，先生在文中这样写道：“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我要“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先生毕生都是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一个勇于在俗世恶流里鞭挞自己、剖析社会的英雄。

　　施先生虽然“窗开四面”，在现代小说、古典诗词、碑版书法和外国文学翻译四大方面都有著作，但长时间以来，他老人家仍将研究重点放在唐诗和词学上。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感觉派”时来运转，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随之重获评价，他自己却自嘲说，就是“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

　　最近一次拜访他时，他甚至还说：“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眼里，先生不是“厌世”而是“遁世”了。先生不沽名誉，只为了潜心治学。相对巴老先生而言，施老先生性格更加沉寂，更加像一位超然出世的“隐士”。

　　不管是巴老先生还是施老先生，他们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生动的记录上海和整个中国的文学史和学术史。

　　（陈子善：作家，文学评论家，张爱玲研究学者）

　　程乃珊

　　先生就是我们眼前最真实的“红烛”

　　我一直觉得上海能拥有这两位老先生的足迹是一种幸运。巴老先生今年已经100岁华诞了，他见证了上海和整个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并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全部付诸笔墨。先生在文坛上的不懈努力，不仅仅影响了上海文化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文坛来说，先生的作品也是不断推动其发展的动力，他是影响了整个中国文艺创作的，说他是中国文坛的“泰山”一点都不过分！直至今日，先生毕生精力已为写作耗尽，健康情况不是很好，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决定忍受着病痛而为所有关心他和爱他的人活着。“红烛”这个词我们一直在用，可先生就是我们眼前最真实的“红烛”啊。

　　近二十多年来，施老先生深居简出，潜心治学，但是先生曾经的作品却对我们这后一代的海派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先生不仅是“海派小说”的始祖，更是海派小说的“北斗”！没有他老人家，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海派文学。

　　（程乃珊：著名海派女作家，上海作协成员，作品集有《双城之恋》等）

　　虹影

　　纯粹将巴金称为“作家”，或将施蛰存称作“学者”都是很片面的

　　施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文而不学”的理论著作，本意用此词概述文学不是一种“学”，而是人人可以亲近的东西。我在这里将此词变形而用，借指文学创作的比重多于学术研究；相反，“学重于文”即指学术研究的比重多于文学创作。

　　两位老先生都从事过文学创作，也都从事过学术研究，对于文学的精深了解和在文艺创作上的造诣，可以说是不相伯仲。有些后辈纯粹将巴金老先生称为“作家”，或者纯粹将施老先生称作“学者”都是很片面的。

　　在我看来，从工作内容的角度来说，两位大师都同时扮演着“作家”和“学者” 的双重角色，只是各自的侧重不同而已：巴老“文重于学”而施老则“学重于文”。巴老一直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虽然也有过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研究的著作，但其主要的作品仍然是文学创作，从60年代之前的小说创作，到后来的《随想录》等，虽然体裁形式不一样，但都属于文学创作；而施老先生40年代之后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了，选择了另外一条从事文化工作的道路。

　　但是不管他们各自选择走了怎样的路，从对中国文坛的贡献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两位老先生的贡献应该都是不可磨灭、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两位老人个性不同和其作品的针对人群不同，巴老似乎更加被大众了解和接受，而施老却没有获得大众应有的关注。

　　虽然施老本人也许并不在意这些，但是作为一个海派文学作家的后辈，我想我有责任号召更多的读者来关注施老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虹影：著名女作家，旅居英国，著作有《饥饿的女儿》等）

　　王晓明

　　巴金老人是我们当代文坛上唯一依靠读者而活的作家，而施老先生相较而言却显得更加“出世”

　　作为一名从年轻时就非常喜爱巴老作品和一名有幸曾与施老一同在华东师大共事的晚辈，我只能就我在阅读巴老作品过程中和在平时生活与施老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点滴了解，谈谈我对两位先生在面对文学道路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态度的看法。

　　两位老人同是百岁之龄，面对人生和世事，他们同样经历过很多荣辱沧桑。而且我认为，不谋而合的是，两位老人早已用自己的言论对他们这一生用以面对文学道路的态度作了最好的总结。

　　巴老先生曾说：“把心完全交给读者，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他的的确确做到了。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佩他。巴金老人是我们当代文坛上唯一依靠读者而活的作家——他至今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写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他也以写作为生。

　　而施老先生相较而言却显得更加“出世”，他曾赋过这样一首小诗：“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在我看来，这是先生对自己最好的概括。先生所说的“匹夫何与国兴亡”并不是指自己不想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是表明自己在治学上“出世”的心态——要不受任何社会和政治干扰，潜心治学，希望用治学所得让社会文化更加丰富。

　　（王晓明：著名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尹丽川

　　巴金和施蛰存一直在上海，但是我觉得巴金更像是一个北京作家

　　我对他们两位都不是很熟悉，所以不太好做评价。我觉得巴金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文学要用作品说话，而不是塑造一个光辉的形象来发扬光大，我觉得《家》是他最好的作品。施蛰存的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对巴金要更多，我读的基本是他的小说，很不错。巴金和施蛰存一直在上海，但是我觉得巴金更像是一个北京作家，尤其做人上好像是一直在北京似的，而作品上也没有被归为海派的作品。“文革”以后写的《再思录》等等的散文集我没看过，但是我比较佩服他够勇气写出这些东西，说是反思也好，忏悔也好都很有必要。

　　（尹丽川：年轻女诗人、作家，作品集有《37度8》、《贱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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