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世纪文化老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性格执着的学者，他的一生，经历诸多坎坷与艰辛。

　　11月19日，那个疏雨滴梧桐的上午，99岁的施老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外滩记者 张宏艳／报道

　　最后的告别

　　“我前天去华东医院看他，他已经住院5个多月了。每天靠输液维持。吃一点点牛奶…… ” 施蛰存先生过世第二天，上海依旧下着雨，徐中玉先生——施最好的朋友和同事，此刻正坐在书房窗前悲恸不已，“我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快……”

　　满地梧桐的愚园路，潮湿滑漉的弄堂，红色油漆的木门。叩门，没人应。邻居阿姨从另一扇门里出来说：“老先生去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

　　施蛰存的创作生涯应追溯到上世纪初。1929年，他在国内第一次用心理分析创作出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从而一鸣惊人，他不但是中国新派小说的奠基人之一，更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隐然充当着海派文坛领袖。

　　这位有着八十余年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生涯的文化大家，在创作之外更拥有其铮铮铁骨。

　　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元老权威，徐中玉与施蛰存共事五十多年，建国后历次运动，各种磨难、艰苦，直至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复苏，二老始终相濡以沫。徐中玉说，“蛰存是个很特别的人。他非常有主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会一直向前。决不屈从、趋附于人。”

　　施蛰存早年曾加入共青团，为了掩护冯雪峰，他甚至上过当年国民党的黑名单。1933年2月，他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月刊上，冒险刊发了当时其他编辑部不敢刊发的鲁迅重要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时蛰存不在办公室，《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稿件，不知被谁放在他的书桌上。后来蛰存回来，看完文章就在《现代》上登出了，”徐先生评价说，“他很勇敢。”

　　与鲁迅古书之争

　　施蛰存秉持文人本色的个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当年他与鲁迅先生的两本古书之争上。

　　1933年10月爆发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的《庄子》与《文选》的论战，在文学界人人皆知。徐中玉回忆：“当年，有一些青年作家觉得自己词汇贫乏，因此请教施，读哪些书能帮助自己增加写作词汇，施推荐了《庄子》与《文选》两本古典书籍，在那之前，鲁迅先生曾经提出‘不用读古书’的口号，所以对施先生推荐的两本书很反对。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笔头较量。”

　　“书生意气啊！”多年之后，徐老仍笑着摇头，“当年两个人都不肯让步。鲁迅说蛰存是‘洋场恶少’，还说蛰存是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蛰存后来就是因为这句话吃尽了苦头！”

　　“蛰存呢，明知道‘丰之余’是鲁迅，还要针对‘丰之余’说了很多过火的话。而且，他个性很强，明明知道鲁迅误解了他，也没有辩解。”

　　乐观生活

　　施蛰存当年说过：“我很佩服鲁迅先生，我和先生的看法，只是乐山乐水的区别。”然而“洋场恶少”的名声却让施蛰存吃够了苦头。

　　1957年反右后，施蛰存原先的职务、学衔、工资全被撤，被分派到资料室做搬运、打扫工作。

　　及至1966年“文革”开始，施老又被分派去学生宿舍打扫厕所，家里的住房被人抢占大半。他只能在晒台改成的厕所里整理积累下来的资料。“后来他几年中出版了很多著作，很多人感到惊奇，其实，那是施蛰存几十年积累的成果。如果没有敬业的决心，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施先生的硕士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谈起施老“文革”期间“发烟”的故事：“那时候，每天批斗会上先生都会受到各种折磨。但只要批斗会一结束，先生就会像没事人一样，起身拿烟拎包回家。有时还慷慨地给其他人发香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周围）没有人不感动的。”

　　不仅如此，在“文革”期间施蛰存曾把每天被迫完成的自我检查当作杂文来写，以致引得华东师大的学生争相阅读。

　　钱谷融先生对施蛰存有这样一段描述：“他的心思就只倾注在他所爱好和感兴趣的事物上面，对于其他的东西，他仿佛视而不见。……你剥夺了他的趣味，就等于剥夺了他的生命。但他的趣味是剥夺不完的，你不让他教书，他就作研究；不许他写文章，他就去搞碑帖。”

　　1982年，施蛰存患直肠癌，在华东医院动手术，正当护士把施蛰存推到手术室门口时，施老忽然叫护士停下，侧头对一旁的学生马兴荣说：“我房子里有一箱词集，送给你，你去拿。”马兴荣回答：“先生以后再说吧。”施蛰存说：“不，这道门进去，出来后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即便在生死之间，他还记挂着心爱的词集。

　　严谨治学

　　“施蛰存知识修养面极广，凡所著译，都站得住，有特点，不做则已，做则必有显著的个性。”徐老的一句话，概括了施蛰存的治学特点。

　　1977年，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施先生以七十余岁高龄重新走上讲台。而后指导了古代文学专业十多个研究生。如今，他的不少学生都在文史领域享有极高声誉。

　　“1979年，我进入华东师大读研究生，专业是唐代文学。施先生一共收了五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赵昌平说，“先生是个对名利很淡薄的人。他的话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当年他对李白有过这样的两句评价：第一，李白是个天才诗人；第二，李白是一个并不高明的政治赌徒。后面一句话，乍听上去似乎很刺耳。但是正是先生的这句话，激发了我研究李白的想法。”

　　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享誉学界。他一改往日唐诗研究以诗人分类的做法，按时间顺序，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的诗话入手，将诗话与诗人所处时代环境紧密结合，用历史的观点看待唐诗的发展。中间穿插诗歌知识和专业术语的讲解，读起来十分有趣。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就将其作为自己的讲义范本。

　　淡泊名利

　　评论家苏雪林说过，如果要她开一张五四以后新文学最优秀的作品目录的话，那么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肯定会占一个位置。1929年，施蛰存在国内首次用心理分析创作出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 然而，施蛰存在30年代末发表了最后一篇小说后，即告别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几乎与读者相忘于江湖。

　　究其原因，与之交往50年之久的徐老这样说：“他是个百分百做学问的人，不计名利，不欢喜跟政治搭边。他觉得艺术就是审美，跟政治完全不一样。在当年‘第三种人’的争论出现以后，他就不高兴写文章了。所以他读起了古书，古书比较不容易跟政治搭边。”

　　事实上，施蛰存当时并没有参入“第三种人”论争，他只是以编辑的身份将双方的文章登出，而始终缄默无言。然而之后几十年，施蛰存一直背负着“第三种人”的罪名。蜇存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追求艺术文学一直是他的目标。然而这位在文学技巧上默默实践和耕耘的学者，却在几十年内遭受不公的待遇。

　　1977年后，施蛰存终于重新再教学和研究领域一施身手，却很快又遭到病魔的袭击。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岁月里，先生潜心于学问，以精神超越恶俗的环境，把全部精力集聚在纯净的学术追求中。

　　1993年，经过上海文学艺术界一致推选，上海市政府颁予施蛰存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大奖。老先生对当时颁奖给他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年纪大了，实在没有做多少事，这个奖，应该给年轻人。” 其谦逊态度令在场学者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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