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各地纷纷成立清理欠薪小组，展开一场清欠突击行动。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注意到，与前几年个别民工以跳楼的过激方式向老板讨工资的情形相比，追薪已经不再停留在民工们盲目而单薄的抗争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始高度重视，下发红头文件，出台各项规定，甚至成立专门清欠小组，积极解决和治理欠薪问题。

　　针对拖欠工资现象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有的地方规定，没有建立工资保障制度的建筑企业，在参与招投标资格审查时一律“一票否决”；建筑企业中标价2％直接转为民工工资保障金，一旦发生拖欠行为，管理部门有权动用工资保障金。针对政府拖欠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有的地方公开承诺，清欠先从清理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做起。

　　客观地说，这几年各地在治理欠薪问题上不乏有好措施、好文件、好规定。但是，我们同时遗憾地注意到，这些好措施、好文件、好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多少流于浮泛。不少地方在治理欠薪时，往往是到了年关口，才热衷于发文件、提要求，非但不能彻底解决欠薪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工资“每年一结”成为“正常现象”。

　　治理欠薪要有刚性的制度保障。清欠不能光喊口号、发文件和提要求，要实行经常化制度化。有了刚性的制度保障，才能确保这些好措施、好办法、好文件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否则，再完美的规定和措施也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我们最终关注的是，比如广东，比如北京，比如民工比较集中的诸多地方……民工们到底能不能足额拿到血汗钱？他们能不能像其他劳动者一样，今后完全实现按月足额地从银行里领取工资？

　　治理欠薪要化年关突击为日常性监察。建立企业欠薪档案，实行日常性动态监督，有助于把欠薪行为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拖欠行为已经发生了，甚至一拖再拖，到年底引发了矛盾冲突，有关部门才能发现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欠薪影响的不仅是民工，还有民工背后无数个家庭的生活和生存。如果在城市建设中付出巨大劳动和汗水的民工，不能按时足额地领到工钱，动摇的将是他们对于社会的信心。

　　治理欠薪还要有具体的目标考核和建立责任追究制。在民工相对集中的地方，本地区到底拖欠民工多少钱，有多少企业发生拖欠或恶意拖欠，涉及多少民工，民工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困境如何，有多少民工确实拿到了工资，是部分还是足额，拿不到工资的最大难题在哪里……这些问题，地方领导、有关部门要真正做到了如指掌。只有对欠薪现状知根知底，又有得力措施才能进行量化的目标考核，进而实行责任追究制。

　　民工也是劳动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工资被长期拖欠，甚至被恶意拖欠，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因此，我们为北京力保民工按月领薪和深圳实行工资垫付制度的做法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