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28日电随着非典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回升，方方面面对宏观经济的现状和走势的判断不尽一致，甚至存在着相反的判断。这种状况是近年少见的。

　　投资过度了吗？

　　今年1至9月，中国国有及其他单位固定投资增长3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为1994年以来的最高值，投资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高达40％左右，如果把这样的投资增长率叫做投资高速扩张，大家也许会意见一致，但如称为投资过度，就不一定能取得一致意见。

　　因为有些专家认为投资品（主要是原材料、能源及各类设备）价格尽管有些上涨，但那是恢复性的（头三个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7％左右），消费物价上涨幅度也还没超过1％（1至10月为0．8％），只要消费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3％以内，就不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投资品价格总体上涨幅度不大？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供给机制目前发生了部分变化。一是供给时程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主要投资品主要是由国有企业生产的。限于投资体制的弊端，项目的建设周期太长。但进入新世纪后，非国有经济成为重要的投资力量，加上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灵活的融资方式和高效的管理体制，投资周期大为缩短，从而供给时程相应缩短。

　　二是供给范围的变化。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企业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投资需求的大幅增加，引致国内投资品价格上升，然后进口商增加进口，国外投资物品迅速进入国内市场。钢材、氧化铝甚至棉花莫不如此。

　　但是，供给时程和供给范围的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供求规律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供给系统总是有瓶颈的，这一瓶颈可能是因国外天灾人祸而出现的国外厂商的减产（如棉花），或是国外某项资源的天然短缺（如铁矿石），更是因为中国大国经济的独特天性（中国买什么，国外同种产品价格就会上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会使过度扩张的投资需求早早晚晚得不到充分满足，从而或早或晚出现投资品价格的过度上涨。

　　因此，我们既要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而出现的供给机制良性变化而庆幸，又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已过度扩张的投资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控。既保护各方面促进投资增长的积极性，又要防止其不断过度扩张而演化为事后控制成本更大的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会卷土重来吗？

　　供给机制的部分改变固然减弱了通货膨胀出现的可能，却使又一轮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的阴影再现。简单地说，投资扩张是把双刃剑，它在拉动着需求，从而如不加调控会引发物价上涨外，它还会创造供给，如短期内没有新的需求来消化新增生产能力，新一轮物价下跌恐非天方夜谭。尤其是中国目前出现的排浪式投资（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排浪式消费相像），在供给时程缩短的背景下，将在1至3年内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

　　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中国正在规划和建设的生产能力，钢材为9000万吨，汽车为500万辆，电力为1．3亿千瓦。如这些规划和建设中的项目在2至3年形成生产能力，那么2005年至2006年的中国经济能消化掉3．2亿吨钢材、900万辆汽车吗？如果可以，这是中国经济的福音，如果不能，那么首先是物品供应过剩，行业内企业竞争加剧，价格下降。部分劣势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竞争力稍强的企业，盈利能力也会下降，支出也会减少。其次是通过投入—产出链条的影响，使其上游产业需求萎缩，价格下降出现连锁反应。再次，随着这类行业经营状况恶化，职工收入减少而拖累消费品行业，从而可能使整个经济陷入新一轮生产能力过剩引致的通货紧缩。

　　宏观政策需要调整吗？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话，中国若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既不出现通货膨胀，又要防止更长时期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生产能力过剩，必须对目前过快的投资进行必要的适度调控。为此，似应对实施了许久的积极的宏观政策进行微调。

　　第一，减少乃至停止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目前，中国投资增长甚快，社会投资良性增长机制正在形成。不仅主要以刺激国有单位投资为主的国债投资比重在下降（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估计在5万亿左右，实际支出的国债投资仅占总投资的2％左右），作用变弱。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投资需求过旺，难以持久，需要对投资增速进行调控。在这种背景下，对实行五年多的发债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宏观经济政策本不应固化，而应因时而异，与时俱进。

　　第二，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头三季度，银行贷款同比增长23．5％，致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0．9％。尽管商业银行还有许多疏通贷款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工作要做，但从总量上讲，中央银行从今年下半年起，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提高基础准备金率和适当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明年需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继续谨慎出台一些信号性的政策，如适当提高长期贷款利率（而不是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今天适当微调正是为了防止明天过度从紧；今天对国民经济进行微调，正是真正保护各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性，防止大起大落，从根本上保护中国来之不易的良性发展局面。（来源：新华网-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