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艾滋病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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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9日10:41 新民周刊 | |
撰稿/顾嘉健(记者) “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建立,部分艾滋病患者的免费治疗,药价的“强制”下降,医疗救助体系的投资兴建,这些都能看出政府对艾滋病现状的正视、处理问题的决心。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治疗和药物上。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登记造册的只有45029例,还有80万人没有被“监控”到。所以目前政府所要做的首先就是找到这些高危人群 他们对被曝光的害怕远远大于对生命消失的恐惧。因为,许多人对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3年前的夏国美,还是上海社科院社会所里研究女性问题的学者,现在,她渐渐成了一名和艾滋病打交道的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个中国顾问。 “当我与一个因吸毒而得上艾滋病的女孩交谈时,她那只刻着‘忍’字的幼嫩的手就横在我的面前,你能想象我有多大的震惊吗?”和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女性接触,让夏国美最终和艾滋病走在了一起。 3年多来,从夏国美那里,记者获得了不少关于艾滋病的最新数据和信息。有些见报了,有些尚未公开。“我并不怕发表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但是一些政府积极的、正在试点的工作,我不希望公开,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一旦公之于众,压力会让这样好的试点最终流产。” 比如今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其中病人8万例。此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在2001年就发布报告说,中国已有1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夏国美对此并不想作过多的评论,“从公开作出五项承诺和大笔投资建设医疗救助体系的决心来看,政府已经开始正视艾滋病的严重性。” 不过,对5年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控制在150万以内”远期规划,夏国美认为“任务相当艰巨”。 根据她提供的信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7月公布的一项研究认为,到2010年,中国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预测数字有三种可能:一是保持现有的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未来高危行为保持现状(高方案),可以达到1100万;二是逐步改善现有的政策法律环境,未来高危行为不断下降(中方案),可以控制在590万;三是现有政策法律环境得到快速改善,2005年时高危行为已经达到较为安全水平(低方案),可以控制在251万以内。 “尽管从今年3月启动‘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程起已经建立了51个,随后还将建立124个防治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部分其他原因的艾滋病患者也能享受免费治疗;尽管国家利用‘强制手段’推行艾滋病药物国产化和免收增值税等优惠政策后,药价已由每人每年4万元(进口药)下降到约3500元(国产药);尽管到今年年底约有5000名符合上述条件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免费治疗,明年这一计划将对所有符合条件者实施,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治疗和药物上。” 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找到这些高危人群。 现在公布的84万艾滋病感染者中,经过医疗检测核实的报告数字是45029例,也就是说只找到了4万多已经登记过的人,他们主要包括患者主动检测登记、CDC主动检测的卖血人群和来自戒毒所的统计。还有将近80万的人不知下落。“他们对被曝光的害怕远远大于对生命消失的恐惧。”夏国美分析说。 “对待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目前得到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尊重原则,二是公正原则,三是参与原则。在我们这里,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对于艾滋病,中国正在尝试从“政治禁忌”转变为“公开数字”,现在要看政府通过何种途径来全面掌控这些数字了 “澳大利亚每次讨论有关艾滋病和性工作者立法时都有艾滋病病人的代表和妓女参加。”11月18日,杨绍刚从澳大利亚考察艾滋病问题回来后,就马上忙着给上海市政府和国务院写汇报。 3年来,作为一名普通的上海市政府参事,一位颇有名气的律师,曾经是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杨绍刚始终保持着对艾滋病的高度关注。原本和他的职业特性并无多大关联的艾滋病,现在成了他工作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高耀洁惹上了名誉侵权官司后,找了杨绍刚做代理律师;很多因为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也来找他寻求解决之道。 “可能因为出于良心,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伸出援手。”他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如何和艾滋病结缘的。“你犹豫过吗?曾有一段时间,你帮助他们,意味着你要面对很多压力。”“毫不犹豫。”在很多代理诉讼上,杨绍刚选择了无偿出庭,比如帮高耀洁打官司,“即便有部分案件收案件代理费,也只是判决后实得赔偿金额的1%,但我不拿一分钱,我会把它捐给基金会,救助那些艾滋孤儿。” 除了官司,杨绍刚还在其他途径身体力行——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的出国考察艾滋病。“去年12月去了泰国,这些公差都是我们自发向国务院参事室申请来的课题。”他拿着这次赴澳的日常安排表,上面没有旅游项目。拜访公共健康方面的JulieHamblin律师、澳大利亚联邦卫生署、昆士兰州的格林菲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洛根市的医疗器材厂…… 和他同行的还有上海市政府的另外两名参事李昌道和胡锦华。 去年12月1日,杨绍刚上街宣传艾滋病的知识,发放避孕套,很多人排队凑热闹,等排到了一看是避孕套,马上就扔掉。“不论是从现在避孕套的广告,还是从市民们的反应,都能看出对待艾滋病,我们还是羞羞答答。” “在泰国,发放避孕套的时候就像过节一样,王室成员都会上街参与宣传。”泰国卫生部部长对杨绍刚说,“戴避孕套的习惯就应该像司机戴保险带一样。” 而在澳大利亚,对使用避孕套的宣传,政府是不遗余力的,2002年,政府免费发放了17000只避孕套,对妓女更是无偿提供。甚至在他们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明信片上,我们都能看到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外罩着一只巨大的避孕套。 另外,澳大利亚也存在吸毒者因共用注射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澳大利亚悉尼的王十字区(KingsCross)的Darlinghurst街是南半球最大的红灯区,该街66号是一间专门为吸毒者准备的注射室,有免费的针头和美沙酮供应,以低度的毒品来控制他们的毒瘾,用免费的注射器来避免传播,这就是他们政府的态度。 通过引导,截至2003年3月31日,澳大利亚共有艾滋病感染者224 59人,艾滋病人9039人,其中同性恋占85%,通过性传播的占10%,吸毒共用注射针头仅占5%。1990年发现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但采取措施后,自1992年起,再也没有发现此类情况。 澳大利亚艾滋病得到控制和它的政府从来不隐瞒任何疫情有关。从数据上看,目前澳大利亚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比以往增多了,政府出面解释说,主要是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延长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发病期和病人的生存时间,民众也消除了疑虑。杨绍刚说,“政府就应该这样坦然,对于艾滋病,中国正在尝试从‘政治禁忌’转变为‘公开数字’,现在要看政府通过何种途径来全面掌控这些数字了。” 声明:《新民周刊》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