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陈 宪

　　在上海，科教兴市战略已经引起上上下下较长时期的关注。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它的发展战略当然是国家战略的具体化，因此，上海提出的科教兴市战略，是科教兴国这一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科教兴国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国情。可能有人会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在那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科技和教育还难以在短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水平低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又不能不得出惟有“科教”才能“兴国”的结论。这是因为，通过科技和教育产生的要素，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征，即边际报酬不变和递增的特征，并可“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还可弥补人均资源水平低的缺陷。

　　当然，面对发展不均衡这一国情，我们看到，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对那些落后地区来说，更多的是转变观念和指导思想上的，在具体实施层面，目前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在上海，情况就有很大不同。无论从达到的发展水平，还是从所处的战略地位，上海已经到了科教兴市战略实质性推进阶段。而且，上海在21世纪提出的科教兴市战略，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科教兴市有根本的不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科教兴市主要是针对科技、教育本身而言的，是试图通过科研开发、技术攻关和教育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今天提出的科教兴市战略，是上海发展战略转型意义上的整体构想。这一战略构想试图在形成新发展观的基础上，通过推动不断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构筑各种新的发展平台，如法治化和信息化的平台、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平台，将经济增长仅仅作为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手段，以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因此，上海21世纪的科教兴市战略，是一个立意更高、内涵更深、外延更广的长远发展构想。

　　科教兴市战略对于上海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以构造新的发展平台。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生态化的环境等，都是新发展观的基本理念和要求。基于新发展观的发展模式，具有低投入、集约化和循环式的特征，它将是中国在人均占有资源较少的强约束下，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惟一出路。这一转型的标志，是将人的全面发展，如老百姓的福利、生活质量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等，作为衡量经济、科技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最终尺度。上海在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全面转型方面，有有利的地方，如观念的领先；也有不利的地方，如人口稠密、空间狭小。因此，如何扬长避短、以较小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实现全面转型，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其次，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以获得新的发展要素。这一方面是指科教兴市战略是通过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而得以实现的，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指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就表明，上海的科教兴市与市民素质是互动的，互动程度越高，二者同时提高的速度也越快。目前，上海无论是出生时预期寿命，还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毛入学率，以及成人识字率，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有的还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及以上的水平。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与提高人的素质有关的许多环节上，上海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怎样形成与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市民公共道德行为，再如，怎样有效提升上海市民的创业创新意识和能力。

　　第三，是发展动力、城市功能和竞争能力的全面升级，以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将使上海的发展动力发生转换，即从原来主要依靠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投入推动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技术知识投入推动发展；将使上海的城市功能从提供大量一般制成品，到提供大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产品，尤其是生产性服务；将使上海的竞争能力从具有国内优势走向具有地区优势和国际优势，并将自然赋予的区位优势转化为自身能力的竞争优势，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上海科教兴市战略必须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四，是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全面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效率。科教兴市战略的推进和实现，需要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微观主体。对上海来说，对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大型国有集团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培育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改革与此相关的管理体制，打破行政性垄断，减少行政性管制，为微观主体提供更多的发展要素和机会，是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上海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经济法制（治）建设方面也要加大力度，为上海的微观主体营造更加宽松和稳定的环境。而且，上海进行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参照系应当是国际化的，这是上海的地位和目标决定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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