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年记者，最惊险的一次是去怀化辰溪采访，那次凭着土郎中给我的两片过了期的安乃近，我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2000年冬，我和一名摄影记者第二次来到辰溪一个偏僻的瑶乡，为了采访一所即将倒塌的农村小学。

　　下火车到县城是凌晨四时多，村上弄了辆破吉普车来接我们，四处灌着冷风。我原本就感冒了，再这么一吹，只觉得头越来越疼，可在村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药，只好先做了采访再说。晚上躺在农民家里，却发起了烧。

　　我开始紧张了，因为我身体不好，普通的感冒发烧都不容易控制，弄不好有危险。房东大娘为我熬了老姜红糖水，又翻出厚棉被让我捂汗，体温却还在往上走，房东大爷打着手电找来村里惟一的医生——虽然他只是个土郎中，可我看到他还是放松了一点。医生有模有样地背着个破药箱，先给我量体温，38.9℃。我期待地看着他，他却看着我说：“怎么办呢？”“你给我开点药呀。”“开点什么药呢？”遇到这样的医生，我又紧张起来，只好说：“我体质过敏，你就来点最普通的阿斯匹林吧。”他在破药箱里翻了半天说：“没有。”我差点急晕：“安乃近呢？”他又在箱子里翻，终于拿出两片，高兴地说：“还剩两片，都给你吧。”我接来一看，都发黄了，不知是哪个年月的。可医生也只能尽到这份责任了。我请求他把体温计借我一晚上。

　　房东大爷很高兴，说：“好了，有药吃了。”我一手端着热水，一手拿药片，不敢下口，过期药吃了会有何反应？可是没别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心一横，吞下一片。大娘陪我睡，快半夜了，她摸着我身上还是烫，嘴里念：“这药不够劲呀。”想出个土法，替我搓背，让我发出汗来退烧。快天亮时，汗出来了，热度渐渐退下。

　　第二天白天，我坚持做完了采访。晚上踏上回长沙的火车时又觉得身上开始发热，而且来势很猛，不一会儿就滚烫了。摄影记者小赵急得找列车员，拿来了列车医务室的所有家当——一支体温计、一盒清凉油。我都用上了，体温计显示我的体温是40℃，清凉油我抹了一脸，可是没用，一会儿又升级为42℃，我没烧糊涂，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再往上烧了。列车长过来看我，决定中途紧急停车，联系救护车送我去当地人民医院，我不同意，心里就一个念头：“火车快跑，送我到家，就是光荣殉职也得殉在家里。”我的手无意触到口袋，碰到一个小纸包，突然想起，还剩一片过期的安乃近！我毫不犹豫地吃下了它。小赵顾不得男女之嫌，自告奋勇学房东大娘为我搓了一夜背，天明时终于出汗了，此时已到达长沙站。我下车直奔医院，浑身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一边却在幸福地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几天后自称“救命恩人”的小赵打电话说，那一夜害苦他了，手酸疼得不行，这几日端着摄影机手直发抖。我故意气他：“你充其量就是辅助了一下，救我命的是安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