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持明
在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上进行合作，冲突利益的交叉点上就会有交锋，这才是中日双边关系的本来面目或“正常状态”。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搁置”或“超越”历史认识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外交失败，并有可能被日本认为是中国有求于它。近些年来，我国的亚洲
外交成效卓著，惟独对日外交难有起色，中日关系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里呈现出时而“下滑”时而“回升”的“窄幅震荡”局面。这种现象不仅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也引发了国内各界和民众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甚至为此而焦躁不安，急于寻求改变此局面的办法和途径。“窄幅震荡”有其必然性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形成“窄幅震荡”的局面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历史必然性，不是谁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同时，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方面在日不在我，因而不是我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从美国（尽管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结束对日占领、日本作为独立国家行使外交自主权算起，中日关系经历了20年左右的冷战对抗时期和20年左右的友好合作时期，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溃而进入了竞争与合作、摩擦与协调同时并存的“窄幅震荡”时期。众所周知，“20年对抗”的国际政治背景是东西方冷战和与此相关的东北亚地区的热战，而中日双方分别处于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前沿，并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朝鲜战争。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日美同盟，它的基本功能是“遏制共产主义”，主要目标是针对苏联和中国。日本由此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处于从属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当权者为选择与新中国还是与台湾当局建立联系而有所犹豫时，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其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和约”。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也希望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客观上已无此可能。“20年友好”则始于美国为取得与苏争霸的优势地位而与中国打开交往大门。这时日美同盟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苏联，它的主要功能转向遏制苏联的争霸扩张攻势。由此日本调整对华政策，甚至先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正常国家关系。这也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建立“一条线”对付苏联主要威胁，提供了现实可能和客观条件。中日关系的“窄幅震荡”局面，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美国主导重新界定日美安保同盟体制，使它的基本功能按照两国公开宣示的说法转向了“维护地区和平”，而对地区和平的威胁来源、同盟的主要目标却做了“模糊化”处理。但是，有法国记者当时就指出：“人们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日美安全条约）今后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将是中国”，“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当然，美国和日本也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对它们构成现实威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是敌是友还在两可之间时，其对华战略便是“接触与遏制”两手并用（从长远战略上美国视我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并一直在筹划和部署对我国的所谓“预防性遏制”），作为其盟国，日本也采取既倚重又防范的双重性对华战略。分析中日关系的历程或轨迹，可以明确地得出四个具有内在因果联系的启示。其一，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的主导性因素是国际战略环境的大变动。其二，中日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的直接动因是日美同盟的功能及其目标的转换。其三，由日本外交的对美从属性所决定，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其四，每当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总是主要方面。可见，“20年”即使不会成为规律性的变化周期，近十来年中日关系的“窄幅震荡”也有其必然性，而且因为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因素具有相对的长期性，这就决定了这种“窄幅震荡”局面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将成为中日关系的“常态”。再者，从一定意义上讲，前两个“20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状态”，中日双边关系的主要战略基础和基本着眼点是在中日两国之外，而不是在两国之间；冷战后的主要战略基础和基本着眼点正在逐步转向两国之间，在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上进行合作，冲突利益的交叉点上就会有交锋，这才是中日双边关系的本来面目或“正常状态”。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争执实质是国家意志的较量
如果我们因为中日关系的“熊市”蔓延不见“反转”而焦躁不安，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造成失误或失策；如果刻意去改变它，甚至为此而“搁置”或“超越”历史认识问题，就可能会付出某种代价。如上所述，在冷战后的国际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出现波动有其不可避免性。与此同时，与前两个“20年”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背景就是，日本急于利用冷战后国际力量重组、国际秩序重建的机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中国则集中精力于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也给中日关系的“窄幅震荡”增加了新的因素，一是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因素，一是与各自国家目标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性因素。它们与各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或战略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利益价值取向和道德价值取向，又由于缺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对付共同敌人”的利益一致性，这种差异性就自然通过某种形式凸显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较量，集中体现了不同的利益价值取向和道德价值取向的交锋。在日本方面，历史认识问题（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是它的行动表现），无论是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都早就超越了“历史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身。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它已经成为政治家们在政党政治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一面“旗帜”。从国际政治层面来看，随着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日本自认为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及其对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国际地位，由此造成民族的和社会的心理不平衡，甚至为得不到国际认同而迁怒于国际社会，尤其是迁怒于亚洲国家不但不为日本“帮助它们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及独立后支援它们发展经济所作贡献而“感恩”，反而抓住历史认识问题“发难”日本；更由于日本经济出现“失去的十年”，而日本长期不屑与其为伍的亚洲国家却蓬勃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日本一直看作“劣等种族”、“落后国家”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更添了一层心理上的不平衡。正是在这种近乎扭曲的民族心理、近乎怪异的思维方式支配下，日本坚持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权利，在对外关系上则是外交自主权的体现，如果因为中国、韩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而“让步”，就无异于国家尊严的屈辱和外交屈服。可见，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然而，日本也不是无所顾忌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中曾根提出了“战后政治总清算”的政治纲领，但他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带有试探性的，因而看到亚洲国家反应强烈就缩回去了。后来又有在任首相试探过，也如此。小泉“参拜”也是有所顾忌的，否则就不会有三次“参拜”时间选择上的改变。因此，如果因为小泉的“坚持”，亚洲国家不再“说话”、不再反对，那么就不仅是小泉个人的“政治胜利”，而且是日本的一种具有象征性、标志性意义的“政治胜利”和“外交胜利”。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搁置”或“超越”历史认识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外交失败，并有可能被日本认为是中国有求于它，而这正是日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同时也将标志着中国在某种意义上默认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为此付出的国家道德代价和外交代价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因此可以说，中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争执和较量只是外在的表象，深层次蕴涵的内在实质是两国之间的国家意志的竞争和较量。正因如此，即使我们“自动搁置”历史认识问题，也未必能带来中日关系改善的转机。事实上，日本已经在寻找别的“焦点问题”，诸如责难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不知感恩”，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导致日本经济难以复苏等等。邓小平在1989年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晤时，曾就美国对华制裁损害中美关系问题指出，中国没有伤害美国，因此改善中美关系必须由美国主动，否则，中国是不会乞求同美国改善关系的。笔者以为，这一原则立场在今天同样适用于对日关系。我们历来强调，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这在中日关系的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这是对日关系中的一张“牌”，那么我们不宜也不该放弃这张“牌”。当然，并不是说中日关系要以“历史认识问题”为转移，但要适度使用“历史牌”。不妨有意将中日关系“凉一阵子”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事实上日本很着急，多方探询试图打破“僵局”的途径，但又不愿付出相应的“代价”，不愿喝下自己酿成的“苦酒”。正因如此，看到我国有人主张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让步”、“超越”，不仅日本的舆论界为之一振、大肆渲染，认为是中国发出的某种“信号”，甚至日本官方也认为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推动中日关系的征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着急。我们既不必刻意改变“窄幅震荡”局面，也不宜放弃适度使用“历史牌”，反而可以将中日关系“凉一阵子”，使其在我国的整体亚洲外交中一定程度的“边缘化”。这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震荡”的幅度、加剧“震荡”的烈度，但最终将促使日本改善对华关系。把中日关系“凉一阵子”，是否会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一边？其实当年日本投靠美国并没有人推它。冷战结束后日本曾一度极力推动建立“三极世界”，并不时对美国说“不”，然而在自感还无力与美国一争高下时，又再次向美国低下了头，与美国一起重新界定和强化两国同盟关系。谁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日本就会与谁结盟，并且是自动找上门去。至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互动确是客观存在，不仅如前所述中日关系的转折性变化与中美关系的重大调整密切相关，而且中美关系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着日本的神经。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恶化、紧张，日本担心、恐慌；中美关系友好、密切，日本嫉妒、“吃醋”，惟恐中美关系超过中日关系。9．11事件以后，中美关系逐步走向“常轨”并不断有所发展，用鲍威尔的话说已是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以来的最好时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把中日关系“凉起来”，势将刺激日本调整对华关系的欲望和动力。我们说的把中日关系“凉一阵子”，主要是指在政治领域。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治和经济的互动越来越深化。由此担心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会影响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近几年来日本也确实在对中国打“经济牌”，企图以此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然而，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现象是客观存在。中日关系的“窄幅震荡”、“横盘整理”主要是在政治领域，而经济关系仍然保持“大幅上扬”、连年报收不小的“阳线”。这就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存是相互的，尤其近些年来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在相对增强，而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在相对减弱，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日本对中国打“经济牌”的“双刃”作用将更趋凸显。由此可以设想一种可能性，日本为使中日关系由“凉”转“热”，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时改变“经济牌”对中国的“打法”，即以进一步加深经济合作来带动中日关系的整体“反转”。如果中日关系“凉一阵子”会带来这样的效果，那就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知识）（来源：世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