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款撒野，民众可会群情激愤？(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9日15:09 金羊网-羊城晚报

　　至关注

　　少数外国人在华恶言恶行屡犯众怒，有人理智提出假设反思应如何挥洒民族情感———中国大款撒野，可会群情激愤？

　　本周，一名韩国男子在深圳超市购物时因嫌收银员动作慢而破口辱骂，本报记者立即指出不该出此粗口，结果该男子出手殴打本报记者，激起现场数百民众声讨，随后网上数万网民声援。

　　少数外国人在中国公众场合粗口撒野的事今年屡现报端：西北大学日本师生做下流表演、南京一幼儿园教师被韩国夫妇逼迫下跪、一外籍船员在沪借酒撒野、北京三名外国人开车拖人前行……每一次的报道，都无一例外地导致国人激昂情绪的一次发泄。

　　民族情绪应如何表现？少数外国人为何在华屡犯众怒？

　　外国人过激行为国人难平静

　　近年来，外国人纷纷来华旅游或就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郎佩娟说，日本、韩国等国因为发展水平较高，其不少国民到中国来或者带有优越心态，或者不了解中国文化，导致偶尔有人做出过激举动。

　　而国人心态也很复杂，历史上我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国家均是“蛮夷”；近代因为国力衰弱，又使国人蒙上自卑情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国人民族自豪感越来越强……种种心态交织在一起，使得国人在面对外国人的违法或过激行为时情绪很难冷静。

　　图片：韩国男子（左）的行为引起超市数百人声讨，本报记者（中）宋毅挺身而出。徐文阁／摄

　　深圳大学易松国教授认为，此类事件原来也有，“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媒体的报道使此类事件凸显，而且SARS危机后国人凝聚力、民族感均增强，此类事情更容易引起关注。

　　正常纠纷不应过多联想国籍

　　在此次事件中，当场数百名市民堵在吉之岛超市门口群情激奋，有人还欲“该出手时就出手”。经媒体报道后，此事更在网上引起热议，几乎一边倒的声音是“痛击”……

　　但也有网民理智地提出：如果是一个中国大款撒野，会“群情激愤”吗？如果是一个中国的小流氓撒野，还会有这么多人仗义直言吗？我们的民族情绪似乎不应该随意挥洒，“我不是说不应该让韩国人道歉，我想说的是，侮辱人的人，无论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被要求道歉，甚至被法律惩处。”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人民族情结迅速凝聚，媒体的报道也体现了责任感。但易松国认为，民族情结不能过分，正常的冲突不应导致民众的国籍行为，否则可能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有专家称，此类事情在国外也有发生，但处理方式较冷静，谁违法处理谁。我们不能因为一名韩国人而将整个韩国否定，不要把普通的争执上升到政治高度。

　　涉外事件谨慎处理但应同视

　　事件当中，当记者提出：韩国人在公众场合污辱人应在公众场所道歉，有关方面以“没有惯例”回避。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外国公民（享受外交豁免权的除外）在中国活动都要遵守中国法律，而我们平日里在电视电影上总看到，国人在国外一不小心触犯当地法律受罚时，虽感“委屈”但也绝不会被免责。

　　有专家对此称，由于平时面对的都是中国公民，一涉及到外国公民，有关方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而且面对涉外事宜大家都很谨慎，因为处理不好会导致对方政府抗议，严重的还会引起政治风波。

　　因此，有专家建议，应就相关涉外知识加强对国内各方的培训，树立外国人在中国犯法与国人同罪的观念。

　　本报记者　谢孝国　实习生　何书彬

图片：本报11月25日《广东新闻》报道此事件。　　没有后悔，因为选择“正义”

　　11月24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一段不普通的回忆。当晚，我在深圳约好采访一位教授，但却卷入到和一名韩国人的“纠纷”之中。　?〉蓖?8时22分，一切从到吉之岛购物开始———我准备买单时，听到不远处一男子在收银台前用英语说话，我出于好奇看过去，只见一名身高170厘米左右的中年男子正对收银员辱骂。

　　从男子的口音，我判断他不是中国人，于是想都没想，就径直问他“WHY　DO　YOU　CRY　TO　HER？(你为什么骂她？)”该男子毫不示弱，怒目转向对我辱骂并一把扼住我的咽喉。

　　由于对方是一名年龄在50岁上下的男子，我一下子不知道该不该还手。就在此时，身体多处被他击中，我将他推开，情急之下用中文喊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许你辱骂中国人”。这时，保安员和围观者才明白了什么意思，有人怒吼：“这个外国人这样撒野！”保安员将我们分开，男子被带到办公室。

　　接着是久久不肯离开、强烈要求该男子出来道歉的数百名深圳市民。

　　整个过程中，我第一反应就是一名男子在骂一名收银员。即便是一名中国人，也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名弱女子辱骂吧！由于对方讲英语，于是我也用英语询问，而没有想到他是不是中国人，尽管后来证实他是韩国人而不是日本人，但是这和我和他“对决”无关。

　　事后，一些朋友和我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你是记者，就想到这样是做新闻的良机。我立即反驳，如果那样我应该拿着相机在收银机旁等待，而不是和他发生冲突。

　　当时在现场，我的心情反倒平静如水，没有任何后悔，反而觉得做了一件自认为和“正义”挂钩的事情。

　　后来，我被警方以此事涉及外国人已经上报、外国男子愿和我对话等理由带到派出所。做了一个小时笔录、再等上一个半小时，最后我被告之，韩国男子愿意在警察面前和我面前向刘姓女子道歉。

　　本报记者　宋毅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