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的正式出台，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引咎辞职的讨论。资料显示，中国引咎辞职的制度规定最早见于1995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2000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在深圳龙岗等地试行“处级科级干部引咎辞职和投票表决制度”。中共中央新近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也原则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这两年来，围绕引咎辞职展开的讨论与争议时断时续，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应该得到认真梳理与探讨。

　　《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详细列举了领导干部应该引咎辞职的9种情形，包括在年度考核、干部考察或领导班子届末考察中民主测评结果“不称职”票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察、认定确属不称职的；重大工作违反决策程序、主观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政治影响或经济损失，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由于工作严重失职，致使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应承担重要领导责任的；本地区、本部门在干部、人事工作中出现严重消极腐败现象及违法违纪问题，造成恶劣影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作出严重违反社会公德或其他与领导干部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在群众中产生恶劣影响的等。据研究公务员制度的资深专家介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专门就引咎辞职作出如此细化的规定，因为引咎辞职在许多国家都是“不成文的规矩”，是官员个人的主动选择，如果带有强制性质，就应该属于“辞退”而非“辞职”。

　　为什么引咎辞职在中国相对比较困难？这首先应该是一个观念问题。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官本位”历史，对某些人而言，官员身份意味着非同寻常的“含权量”甚至“含金量”，加上中国人口基数大，“×而优则仕”式的成才渠道相对单一，故中国仕途竞争之激烈，恐怕是举世无双。这使得一些官员对自己来之不易的职位格外珍惜，不肯轻言辞职。有的官员甚至认为，我是组织上提拔任用的，如果我干出了成绩，是组织关心爱护的结果，如果我出了问题，组织上也理当替我担着，我的进退荣辱都要由组织决定，我自己如果提出辞职，说不干就不干了，未免太不严肃。严格地讲，官员和党政机关之间不应该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官员不应该简单地把自己当成“组织的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社会公职的供职者，公职永远比供职者更重要，国家和社会既要为官员的政治生命负责，更要对公共职位的公信力与荣誉负责，为了维护公职的尊严，有时即便是“挥泪斩马谡”，也是一种必要的代价。12

　　第二个问题：对引咎辞职作出细化规定有多大的必要？按照一般的理解，引咎辞职者应当确有过失，但尚不至于违法犯罪，而且他对出现的问题不必承担直接的或主要的责任。也就是说，是否提出引咎辞职，主要是看当事官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自觉，如果他对出现的问题并不感到内疚，也不在乎民意或舆论对他产生了怎样的负面评价，他多半就能够继续为官执事。中国古语形容这种官员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正因为引咎辞职在中国存在着较大的观念障碍和现实困难，所以，为引咎辞职制定一些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相当于为那些已经“够格”的官员设计了一种退出机制。这与其说是一种干预和强制，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规范和引导。也许在不太远的将来，即便不再援引这些标准，中国官员的引咎辞职也会渐渐发展成“不成文的规矩”。

　　第三个问题：是否应该为引咎辞职者留有余地？四川的《暂行条例》规定，对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适当职务，其工资等待遇根据新岗位确定。有人批评这是给引咎辞职者留下“口子”，为他们的改头换面或东山再起埋下伏笔。其实，在中国国情之下，一个官员主动选择引咎辞职，不但显示了他的责任意识和羞耻之心，也表明了他对公共职位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即便此前他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如果他从此之后就终身失去了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如此惨重的代价，只会使其他官员更加惮于引咎辞职，使引咎辞职变得更加困难。引咎辞职的官员固然“咎有应得”，但一般应该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否则自当受到法律制裁，而不可能用一个引咎辞职一笔勾销。对于引咎辞职制度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

　　作者：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