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民工的“讨工资”的说法，反映了一个被扭曲的劳资关系。时近年关，这个问题又凸现出来，并升级为社会问题，电视和报纸上已经不乏这样的报道：讨者失去了理智，自己跳楼绝望自杀或者在不可抑制的愤怒之中把老板杀了。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不是有合同么？不是有法律么？而一个现实是，民众的守法意识和经济秩序还普遍不高、不完善，再说，诉诸法律是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的成本的，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劳动力普遍剩余的前提下，一旦民工染上“官司”，恐怕劳动的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欠钱的是大爷，讨钱的是孙子”，这就把讨钱的难处说得很形象了，何况讨钱的是一帮子农民。所以说，不要脱离实际地思考问题，得不到落实的法律，还是僵死的条款一个。因此还不能简单而笼统地对民工说：自己找法院或者劳动部门去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有些人去找了，收效不大，总的情形没有好转。

　　群众利益无小事，政府应该管。温家宝总理帮一位农民工讨回了被拖欠的工资，这事能让总理上心，应该能让所有公仆上心，成为政府要想法子解决的一项工作。只要是政府说话了，能够为民做主，那就没有讨不回来的工资。那些恶意拖欠者，不是害怕温总理这个人，而是害怕政府权威。政府一认真起来，没有办不成的事、办不到的事。任何人其实都不愿也不敢与政府作对。农民工不能依靠自杀办法讨工钱，更不能仰仗黑恶势力或者其他不法行径讨要工钱。他们惟一能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政府。

　　解决民工工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需要政府牵头来个“一揽子”方案。一个个劳资关系的背后往往有深层次的原因。农民工进入的只是整个社会生产链条中的一环。其他环节出的问题，都在农民工工资这个环节中表现出来了，因为这个环节最脆弱、最不受力。在这个环节用功，把这个环节培固，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一些工程的层层转包、一些各种形式的垫资、一些暗箱操作必然带来的生产者的成本加大等问题，就因为可以恶意拖欠民工工资、有向民工转嫁成本损失和风险的机会，所以才屡禁不止。

　　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代言人。据说，全国拖欠民工工资近千亿，这不是个小问题。现在，全国各地都把为农民工讨工资当作大事来抓，在一些地方，几乎是所有的职能部门都行动起来了。当然，采取的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方式，既能讨回民工工资，又不是单纯地断掉施工单位的“活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温总理为之牵挂的民工工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