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艾滋病疫情发展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30日18:52 哈尔滨日报

　　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邵一鸣

　　12月1号，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又要来临。此时，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又一次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焦点。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是否会进入爆发流行期？中国政府为此都做了哪些工作？11月27日，记者对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记者：如果纵向地看(中国的艾滋情况)，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邵：第一个时期我们叫传入期，从1985年开始，每年只有几例感染者被发现，多数是国外来中国的人士，或者是我们出国的人士，这样大概持续了四五年的样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就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期，在云南边境。这样真正地在中国开始了艾滋病的流行。第三个时期就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叫快速增长期，它跟第二个播散期不同，播散期它流行只是局部的，流行的速度相对不是那么非常快，快速增长期它的特点就是很快波及到全国，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记者：有统计吗？

　　邵：有统计。从1994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在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

　　记者：我这里有3个数字，一个是100万的数字，一个是84万的数字，也有一个500万到600万的数字，到底哪个数字是准确的？

　　邵：我认为100万的构成情况应该说是基于我们国家每年差不多2000万左右的检测数。这个数字是在现阶段，我们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地方，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一个科学猜测。85万是一个更科学的(数字)，它反映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这些是仍然存活的，他可以作为传染源传播疾病，100万是加上过去已经死亡的，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传播疾病。

　　记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统计呢？

　　邵：这样的渠道就是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系统的检测，包括我们每年人群的血液筛查，这个有将近一千万的人在做血液筛查，保证血液的安全。另外还有我们的流行病学设立哨点，就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每年我们查一定数量的人，查两次，这样了解一个动态的数据。第三就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人群，往往是高危人群，然后做一定数量的检测，这样三组数字加在一起，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分析，来了解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数。

　　记者：会不会因为事关政绩有意隐瞒？

　　邵：我认为最近五年，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高层领导人不断地批示，不断地抓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全国发展不平衡，有的省很重视，而有的省就很不重视。那么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当前的一个很大的瓶颈。我们只有全国都重视了，我们才有可能把疾病控制住。

　　记者：真实准确地统计又有什么用呢？

　　邵：真实准确地统计可以知道我们问题的严重程度，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流行阶段，那么他的主要传播的危险来自哪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投入，才可能有效，这些数据的掌握应该说对于我们艾滋病这场全民防治的战争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什么样的人应该做检测？

　　邵：我们说有一定感染危险的，我们说艾滋病是通过血液途径、性途径和母婴的垂直(途径)来传播。过去在有一些采血很混乱的地方，当时造成了一些人感染，这些人都应该主动来做检测。还有像一些吸毒的人群，他假如是共用注射器的，也应该主动来做检测。还有就是像一些暗娼，一些在性方面比较混乱的人，他们应该考虑到自己有可能有这种危险，所以应该做检测。

　　记者：费用呢？

　　邵：费用从试剂的成本来说，只有一块钱，但是厂家的话，由于它要销售，费用加进去，卖两块钱。

　　记者：你刚才说检测的费用希望能是一到两块，但是现在所有去检测的人都不只花这个数字。

　　邵：对。现在采取一种市场服务的价格，检测一般是几十块钱，实际上试剂的成本是很低的，我认为这样一个检测，对高危人群，他没有任何医疗照顾，不可能报销任何费用，特别是像吸毒的人群，他有了钱他会去买毒品，他不会去看医生，像这样一种特定人群，应该实行免费的检测和咨询。

　　记者：目前100万的构成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邵：目前主要的感染人群还是集中在吸毒这样一个高危的人群，从我们的报告数字来看，是占到三分之二，但是从科学的分析来看，实际上我们在报告数字上看到的10%左右的性传播人群是被低估了。

　　记者：为什么会被缩小呢？

　　邵：由于这个人群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这都是一种不合法的、地下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数字最后报上来的就会偏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另外我们国家还有相当比例的同性恋人群，我们接触的就更少，同性恋比起异性之间的性接触更容易传播艾滋病，这是我们现在还未知的一个很重要的传播疾病的领域，这个应该尽快地采取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爱方式，来让这个人群跟政府、跟防病部门配合。

　　记者：我们都知道三种主要的传播途径，血液、性生活、母婴，你怎么排序呢，根据你们100万构成人员来分析？

　　邵：血液还是第一位的。

　　记者：占多少？

　　邵：血液目前从报告数字来看占了三分之二，从实际的总的情况数字来看，可能也在50%或者还要高一些，所以说这是我们国家首先要花?罅ζ阉刂坪玫囊桓鑫侍狻?

　　记者：实际上面对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以现阶段的水平，艾滋病能治吗，有治吗？

　　邵：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

　　记者：所有的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死亡率是100%，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邵：原因是当时没有药的情况下，它的死亡率是100%，而有了药的情况下，他的死亡率，我们说在我们已经治疗的过去的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的死亡率已经大大地下降。

　　记者：但是它不能叫治愈。

　　邵：这就是一个概念问题，什么样叫治愈，实际上老百姓感觉就是说我非得斩草除根，才叫治愈，实际医学上，只要能把疾病控制在不作乱、不捣乱的情况下，就是医学意义上的治愈。

　　记者：我们现在能做到吗？对于艾滋病？

　　邵：对艾滋病我们可以做到。像几个特殊的病人，我是在国家开始这些工作之前，若干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治疗了六位病人现在已经六年了，他们生活得非常好。

　　记者：用什么方法呢？

　　邵：也是这种联合药物治疗方法，或者是老百姓叫鸡尾酒的方法，也是用的进口药。

　　记者：费用呢？

　　邵：一个病人当时的费用是10万到11万，一年。

　　记者：所谓鸡尾酒疗法是不是每个人用的药物是不一样的，还是都是一样的？

　　邵：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药、有二线药、有首选，是一个对多数人会有效的方案，假如这个人，特定的这个病人，对这个方案反应不好的话，可以换另外一个，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生产的防治药只有5种，而国际上的艾滋病药物有20多种。

　　记者：在不久前的联合国会议上，高强副部长承诺，要5000名的免费治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邵：现在在中国已经进行政府免费治疗的人群是6000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传染病是一天都不能等，我们不管它什么样的途径感染，它是疾病，是对公共有危害的传染病，政府必须来做这件事情。

　　记者：这个6000名是怎么确定的？

　　邵：从临床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都需要治疗。在他感染的早期，他体内免疫系统还把病毒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的情况下，免疫系统没有受到损伤的情况下，这个阶段不需要治疗，所以说选择合适的病人治疗要进行检测。

　　记者：目前进行的效果呢？

　　邵：目前进行的效果应该说成绩是非常大的，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记者：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专业的治疗艾滋病的医生？

　　邵：应该这么说，已经治疗过艾滋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大概有100多，但是具备这种能力，可以经过短期的培训，规范的治疗艾滋病的医生和护士大有人在。

　　记者：但是这个培训工作正在做吗？

　　邵：培训工作正在做，我希望能看到它做得更快一点，做得更广一点。

　　记者：最近大家很高兴听到非典的疫苗正在研制当中，而且通过了动物试验，那么艾滋病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出台？

　　邵：艾滋病的疫苗，国际上已经有20几个疫苗在不同阶段的人体试验，今年年初公布的第一个就是三期，我们说疫苗的试验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检验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三期临床的话，国际上进行的，第一个已经结束，但是这个疫苗失败了。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是非常难的。

　　记者：有没有一个时间？

　　邵：我感觉我们在疫苗方面，我们中国的研究尽管起步晚，但是我们很有自己的特点。

　　天花疫苗做载体的艾滋病毒疫苗，我们在工业化的生产已经结束，我们核酸的疫苗通过国际合作也已经完成，这两个疫苗我们正在准备报到国家的安全评价中心去做毒性试验。

　　记者：到底什么时候疫苗才能对防治艾滋病真正起作用？

　　邵：这个时间的话，按照我们的计划明年是要进行一期人体试验，但是我们说一期人体试验只是检查它的安全性.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非典疫苗，也只是它的安全性。

　　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明年进入到一期，根据一期的结果往二期走，一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要是一切顺利，我们可以直接往二期走，二期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开始三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就是检验它在高危人群有没有可能预防艾滋病的感染。

　　记者：但是，还是一个未知数？

　　邵：这是一个未知数。

　　记者：你们正在做什么？

　　邵：就是说我们对于高危人群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国际上已经证明有效的措施，比如说在吸毒人群要采取让他们使用清洁注射器，不能共用注射器的方法，可以采取注射器的市场营销，还有就是药物的替代，他们用海洛因要注射，我们可以给他用其他的，像“美沙酮”这种药物它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对药物的依赖，但同时它不需要注射，它是液体，口服就行了，这样就不会造成在他们之间的传播。还有比如说在暗娼这个人群，要宣传使用避孕套，这种措施在国际上已经证明非常有效，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国家政府已经进步了很多。

　　记者：你指什么？

　　邵：就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很快地把它根除，但是我们要减少它的危害。对于艾滋病的控制，我们打击卖淫嫖娼、吸毒，该做，同时艾滋病的干预措施也要做，这两手抓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好。

　　记者：作为中国艾滋病的首席科学家，你现在最担忧、最忧虑的问题是什么？

　　邵：我现在最担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很大，我们现在说100万，对我们13亿人的国家还是一个小数，我们还是处于以高危人群为主的一种流行状态，能不能阻断它们进入到一般人群，这是一个能不能在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我们进入快速增长期已经十年了，我们绝不可以再丧失亡羊补牢的最后的机会。

　　人物简介：

　　邵一鸣，1957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顾问，200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