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11月30日电（记者周立民）记者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调研时发现，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高利润企业，把主营业务中高收益部分独立出来，由企业领导、员工私人投资成立的公司经营，获取的高额利润就成了职工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福利”。有关人士认为，这类“寄生公司”不仅会造成巨额隐性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因其脱离监管易成为腐败行为的多发地带，但由于相关法规不完备、监管层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这种“挖国企墙脚”的“新花样”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安徽省移动公司1999年10月28日成立了一家注册资本200万元的移通公司。这200万元均是挪用的经营性资金：1999年10月13日，安徽省移动公司汇出160万元给公司工会、40万元给移通公司作为注册资金，同年10月14日移动公司工会将160万元汇给移通公司。安徽省移动公司占移通公司股份的20％，公司工会占股80％，原安徽省移动公司总经理张道德任移通公司名誉董事长，工会主席冯立功任董事长。

　　安徽省移动公司工会在移通公司的80％股份，实际上属于安徽省移动公司领导和员工个人所有。经公司党组会研究，安徽省移动公司按公司领导每人3万元、部室负责人每人两万元、在职员工一般每人1万元、离退休人员每人5000元集资，共计117万元。这笔资金筹集上来后，2000年1月13日，移通公司将160万元注册资金还给了工会，工会当天再还给了安徽省移动公司。

　　从1999年底到2002年，短短两年时间里，移通公司就实现税后利润3492万元。4名安徽省移动公司领导，两年各从移通公司分得红利8．65万元，15名中层干部各分得5．76万元，一般员工各分得2．8万元，离退休人员各分得1．87万元，共计447．5万元。

　　移通公司的利润为何如此丰厚？安徽省移动公司领导、员工在移通公司的投资收益为何如此显著？审计部门认为，这是因为安徽省移动公司向移通公司分流了主营业务和利润。移通公司收益主要来自两大块：一是向外订购ＳＩＭ卡、注写卡等，制作加工后，加价卖给安徽省各市移动公司，获得高额差价；二是对安徽省移动公司的移动基站进行施工和安装、调测试交换机设备，这两块业务“油水”都非常大，收益很稳定，只赚不赔。

　　“寄生公司”经营的隐蔽性，使其很容易脱离监管而成为个别人的“小金库”，很可能会导致经济犯罪行为的发生。在移通公司的447．5万元分红中，有69．75万元没有经手人签名，经审计部门多次催促，安徽省移动公司提供的清单汇出和领出的数字仍不相符，需要进一步查明；公司人员两年来除分红外，在移通公司领取劳务费、奖金共计204．73万元，审计部门发现近百人的名单，只是一两个人或几个人统一签收，而且没有劳务合同，不能确认领取人员及资金清单的真实性。

　　去年4月份，审计部门在对安徽省移动公司进行初审后，出具了《审计建议书》，要求安徽省移动公司上级主管单位进一步查处，同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以集资名义非法分得的红利、领取的劳务费和奖金等退回移动公司。但现任安徽省移动公司党组书记张道德在接到《审计建议书》后宣布：“尽量按审计意见落实，但一般员工尽量少退或不退，离退休人员不退。”

　　记者到安徽省移动公司联系采访被拒绝。公司一位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设立移通公司，是安徽省移动公司领导开会定的，主要是因为在邮电、电信没分家时，有过这样的公司，分家后，邮电把电信的员工退股了，这样大家收入就少了一大块，为了弥补，就办了移通，不仅在安徽省，别的省也存在这样的公司，只不过没有人查而已。

　　据国有资产管理问题专家介绍，随着国有资产保护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打击违法行为力度的加大，直接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与此同时，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也花样翻新，通过办“寄生公司”等手段分流国有企业利润、间接侵害国有企业利益已成为新趋势。安徽省政府立法咨询员、安徽大学法学教授储育明认为，这种方式实质上是通过抢夺国有企业的“经营机会”，把国企应得的利润转移到了部分人的口袋，实际上给国企带来的危害与损失可能会更大。

　　“寄生公司”侵害国有资产的间接性、隐蔽性，再加上获利的往往是一个群体而非个别人，使对这类行为的查处难度更大。安徽省反贪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办过这样的案件。储育明说，对“寄生公司”的查处，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是“盲区”，在刑法中仍是空白，这类侵害国有企业的行为，只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没有威慑力，这在客观上会造成“寄生公司”的蔓延，因为违法、违规的成本太低。（完）（来源：新华网）